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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命運

<內容簡介>

《紐約時報》、《衛報》、《世界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今日報》等全球媒體同聲推薦
歐美書界譽為「當代的《戰爭與和平》」、「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俄語小說」
著名歷史學家、《耳語者》作者奧蘭多‧費吉斯傾情推薦
知名媒體人梁文道罕見長序力薦:
「這大概是我做讀書節目十幾年來,最想給我的觀眾們介紹的一本書。」
獨家收錄格羅斯曼英譯者羅伯特‧錢德勒長文導讀〈為長眠者發聲〉
格羅斯曼女兒葉卡捷琳娜•科羅特卡娃獨家授權 著名翻譯家力岡,俄語直譯經典譯本

1960年,瓦西里•格羅斯曼完成長篇歷史小說《生活與命運》。1961年2月14日,蘇聯當局派KGB闖入他的住宅,「逮捕」了這本小說。蘇聯當局負責意識形態的執鞭蘇斯洛夫稱此書「比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更加危險」,縱使「過二三百年也不可能出版」。1980年,該書在被封鎖二十年后歷經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一如《戰爭與和平》,格羅斯曼以托爾斯泰式的宏大視角和寫實筆法,講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經歷。歷史的創痛、現實的積弊,極權與戰爭雙重碾壓之下人性的艱難處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細節納入其中。它是一整個時代的畫像和心靈史,極權體制下復雜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書,20世紀最黑暗的一段歷史的深刻反思。從而,它被讀書界譽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是人類應該永久記憶的偉大著作。


★名人推薦:

「一部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經典」――《紐約時報》
「一本偉大的書,只有一位俄羅斯人能夠完成的傑作」――《華爾街日報》
「當代文學中關於人類心靈考驗,最令人不安又使人振奮的故事」――《華盛頓郵報》
「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和深具遠見的道德張力,這部小說是現代俄羅斯文學的最高傑作之一」――《紐約書評》
「格羅斯曼所寫皆是親眼所見,足以驚心動魄」――《衛報》
「過去二十年來最為重要的關鍵之作」――《倫敦書評》
「格羅斯曼人性和優美的筆觸,令人不禁回想起托爾斯泰;那種深度討論團結、友誼與尊嚴的傷懷感,令人回想起杜斯妥也夫斯基;其頌揚簡樸生活的溫和與感性,則令人聯想起契訶夫。」――《今日報》
「《生活與命運》無庸置疑是蘇聯歷史上曾經誕生的最好小說之一,足以和《齊瓦哥醫生》以及《第一圈》相匹敵。」――米契爾‧斯坎梅爾


★目錄:

導讀 
推薦文
新版序 梁文道
譯者序 力岡
導讀 羅伯特.錢德勒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作者簡介>

瓦西里•格羅斯曼
蘇俄記者、作家。1905年生於俄屬烏克蘭別爾基切夫,早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數學物理系,當過化學工程師,1930年代投身寫作行列,得到高爾基、巴別爾等文壇大家賞識,入選蘇聯國家作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紅星報》戰地記者隨軍四年,大量報道莫斯科、庫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線戰況,是揭露納粹德國死亡集中營真相的第一人。戰后發表小說《人民是不朽的》《為了正義的事業》等。1960年完成長篇小說《生活與命運》,手稿被蘇聯當局抄沒並禁止出版。1964年格羅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 年,在安德烈• 薩哈羅夫、弗拉基米爾• 沃伊諾維奇等人幫助下,手稿被拍攝在縮微膠卷上偷運出蘇聯。1980 年代初,《生活與命運》在歐美各國相繼問世,引起巨大轟動,1988年在蘇聯出版。

譯者:力岡
著名蘇俄文學翻譯家,本名王桂榮,山東廣饒人。其譯筆流暢、清新、質樸、自然,而且相當傳神,閱讀起來有一種詩的美感,是一種享受。著名翻譯家楊武能說,力岡以一系列名著佳譯,為自己樹立了一座不朽的、高大宏偉的紀念碑,他的名字將永遠鎸刻在翻譯史上。
譯有《靜靜的頓河》、《齊瓦哥醫生》、《復活》、《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命運》等近七百萬字,其中最鍾愛的作品便是《生活與命運》。


★內文試閱:

‧推薦序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四十分,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只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一九六一年情人節那場「逮捕」事件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事後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雪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史達林、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形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親自接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但又深沉冷峻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於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生活與命運》再過兩、三百年都休想出版。」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分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了。在上世紀的六○至八○年代,這個身分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許多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裡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幸好我沒活在那一邊)。只不過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不少,其中只有幾個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齊瓦哥醫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與《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它們都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儘管巴斯特納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最後被迫拒絕領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這類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在很多讀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忍尼辛(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齊瓦哥醫生》更是可悲,因為後來的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有些關係,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形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無奈沾染上一層政治污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更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大概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蘇聯解體前後,雖然它們也曾火熱過一陣,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宮,因為「向錢看」的新一代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史達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歷史,都沒有人要看了。事後,無論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彷彿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一般文學讀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似乎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種情況特別奇怪,因為俄語曾是我們的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更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卻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大時代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一本前蘇聯禁書,書名土氣(更像是十九世紀的產品),翻譯成中文近一千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著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現實主義」氣息。這本書,甚至連它出版的時機都不太對。一九八○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一九八五年英譯本面世,當年索忍尼辛在西方已經紅到發黑,名聲漸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為它只不過是《古拉格群島》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這本其實和《古拉格群島》非常不同的大書。而大部分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此時已故的他,畢竟不是個有海外公眾知名度的異見分子,沒有活著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史達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導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這類作家,英語世界又怎麼會對他感興趣呢?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那被壓抑的後半生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比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為暢銷書,我猜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他們那時大概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這種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七、八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國」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原來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只是我孤陋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齊瓦哥醫生》與《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年代的終點,這本書合該要在新時期的中國被人忘記。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被埋沒的原因。《生活與命運》的三種中文譯本全出在上世紀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那兩三年。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裡,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氣壓,另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欲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運卻忽然逆轉,一下子又復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說「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復原,在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難以呼吸」(琳達.格蘭特語)。
第一個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的,並非「別有用心」的西方人(這說法來自豆瓣網上的一則短評,那則評論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對它的讚譽,認為其背後「別有用心」),而是一九八八年俄文原版終於能在祖國出版之後的蘇聯評論界。當時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他們自二戰一結束之後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著一本大書地上市。只不過,它們似乎都還和《戰爭與和平》有點不小的距離。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於外型。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做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敘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格羅斯曼之所以無愧於前人,是他細緻地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繫;又在這戰爭與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幾乎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史達林、赫魯雪夫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難忘描繪),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細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難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刻意分別塑造這兩種狀態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史達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因為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嚥。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戰壕裡的士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復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在格羅斯曼筆下,戰場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沒錯,戰爭「矯正」了很多事情。一個軍人的履歷表變了,評價他的標準不再是他家有沒有出過托洛茨基主義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維克分子;而是他開槍開得夠不夠準,面對敵軍轟炸的時候又夠不夠冷靜。身經百戰的老將被人從集中營裡放了出來,因為會不會帶兵在這時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關係要緊;一個見過大場面的老兵可以放膽批評集體農場的失敗,因為同袍現在只在乎他對敵方下一枚襲來炮彈路線的判斷。
後方,那片相對平靜的大地卻還是處在蘇聯式的「正常」當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維克多,他和一群物理學家同事偶爾會在夜話之中趁著酒意胡說,指點江山,開開史達林的玩笑(史達林同志太偉大了,他比牛頓更早發現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它就是黨和國家的魔鏡,每當黨和國家問它世界上誰最正確最偉大,它就會說:你,你,你)。但散夥之後,在回家的路上,剛剛還在一起笑鬧的A會別具深意地提醒維克多:為什麼B能那麼大膽說話?你不覺得奇怪嗎?當年大清洗的時候他也被捕,但沒幾個月就放了回來,那時可沒有人回得了呀。再過幾天,反過來又輪到B對他發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說他和上頭的關係非比尋常……
當時維克多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其原型可能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他的成果一開始備受讚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覺得他是個天才。可是自從上頭派來了一個新領導,情況馬上就兩樣了。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度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別忘記史達林的政策也是反猶的),指責他在政治上不夠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險境。於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漸漸翻臉,在路上碰見會假裝不熟,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替他檢討雞毛蒜皮般的過錯。就算他那曾被大家誇譽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顯得漏洞百出,無關痛癢。維克多自此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著大了不少,隨時預備慷慨就義,為他所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當他在家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您好,史托隆同志。」這聲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電臺廣播上聽見的聲音,維克多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於是維克多•史托隆嚴肅地回答:「您好,史達林同志。」他一邊說一邊驚訝,「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裡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幾分鐘過後,史達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諭般的告別語:「再見,史托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既得神諭,世界遂因此美麗。「維克多原以為,那些拚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著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多一片好意。」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格羅斯曼不忘評述,說這也是「官僚主義」的特點,平常可以讓最簡單的小事寸步難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辦大事的時候,卻又能飛快完成最困難的任務)。他有了專用汽車,他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就連他的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忽然變得熱情溫暖。
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原來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時分釣魚,有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個同事則以在這冷寒之地種植仙人掌為樂。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兒。」是史達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看見了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電話使大家願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維克多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後,英國報刊批評蘇聯當局冤屈幾個醫生,指控他們毒殺大作家高爾基。不憤西方媒體抹黑,蘇聯科學界動員各個單位「自發」連署抗議,維克多所在的這個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在一份聲明上頭簽名。可是在維克多看來,那份聲明分明就是錯的,它誹謗了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曾經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醫生。他覺得英國人批評得沒錯,蘇聯確實構陷了一個他自己認識的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違心害人,這真是維克多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這時應該更不必擔心。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懇目光,「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另外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出於人性對人際溫情的真實需要,而非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他開始內心交戰,試圖說服自己:反正幾個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認了罪,我現在加入指控他們又有什麼不對呢?反正我也改變不了什麼。道理一想通,維克多便掏出了自來水筆,在這份聲明簽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運兒,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壓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妥協,為什麼要出賣別人,又為什麼會出賣自己。於是我們總是如此簡易地斷定,那是出於恐懼,不夠勇氣,又或者圖謀利益,捨不得懸在頭上的蘿蔔。格羅斯曼卻在讀者面前展開了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是非抉擇的艱難。維克多昧著良心簽署那份害人聲明,便不是為了剛剛到手的特權與地位,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他的動機,其實只不過是至簡單的人性需要罷了;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儕圍繞的感覺。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頭,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分外殘酷的戲劇,例如一個蘇聯士兵被炸彈的威力埋進戰壕,僥倖不死,並於黑暗中觸及另一具溫暖的身體,於是本能地緊緊握住對方的手。兩個陌生人便賴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驚恐,都直覺對方一定是生死與共的同袍。過了一會兒,地面上稍稍平靜,他們奮力撥開頂上瓦礫,讓光線照進坑洞,這個紅軍戰士才發現自己的錯誤。剛剛和自己那麼親密的夥伴,竟然是個死敵德軍。怎麼辦?立刻翻臉動手?不,他倆尷尬無言,很有默契、很安靜地各自爬出洞口,一邊四處張望環境,一邊提心吊膽朝著己方陣營遁走。親身經歷過戰場諸種奇詭的格羅斯曼解釋:他們不怕對方在背後開槍,只怕自己的戰友看見之前的情景,一報上去這可能就是通敵叛國的死罪了。
沒錯,這兩個正在交戰的國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懼這一點上。
透過一位審問犯人的納粹黨官之口,格羅斯曼對蘇聯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做出了一個最大不韙的宏觀判斷。原來正邪如此分明的戰事,骨子裡居然是兩個極權體制之間的鬥爭。那個很懂得心戰技巧的納粹,不斷逼著被俘的資深蘇共黨員承認,他倆其實是鏡面的兩端:兩邊都有偉大的領袖,兩邊都宣稱自己擁占了至高無上的真理,兩邊都把無數人的犧牲當成實現真理的代價,兩邊都為此培養出了一大批最忠誠最具黨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審訊桌兩端的這兩個人。
若是如此,這場仗又還有什麼意義呢?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然芻狗般的士兵卻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無謂,他們必須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那一邊,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後別有高遠的價值。所以,經歷過不自由生活的軍人會認為自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自由而戰,只要打敗眼前的德軍,不只國土和民族會得到保存,甚至就連蘇聯也都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度。既然這是一場關乎自由及解放的戰爭,所以在作戰交火的這一刻,他們就得親身踐行自由。所以在描寫戰場的章節裡,格羅斯曼時時將視角沉降到沙土飛揚的地面,在一陣陣爆炸聲響之間,在一串串從頭上掠過的子彈叢中,使讀者看見一個個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剎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書中那有名的「6-1號樓」,紅軍留在史達林格勒德占區中的最後一個據點,就好比淞滬會戰當中的四行倉庫,一小隊戰士勇敢地守住了這個殘破的建築,拚死抵擋德軍火網包圍。這一段故事大可譜成一曲最典型的壯烈史詩。然而格羅斯曼畢竟是格羅斯曼,他的重點不是臉譜化的英雄,而是一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從事建築工程的工兵隊隊長,他的任務從過去的修蓋房子變成了拆毀敵陣當中的建築,於是「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尋常的轉變」。步兵指揮官戰前則在音樂學院學聲樂,「有時他在夜裡悄悄走到德國人盤據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一段連斯基詠歎調」。這組人會在開槍和躲子彈的空檔咒罵食物的貧乏,爭論選擇女子的關鍵(「我認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緊的」),乃至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等各式各樣的古怪話題。說著說著,他們還會講出一些後方「和平」世界連想都不敢想的話:「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列寧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領導人。」這座樓是前線中的前線,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書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難怪蘇軍戰線指揮部特地派來的政委(他們擔心這個陣地的政治思想會走偏,所以命令一個政委冒著彈雨偷偷潛進指導),能在這裡頭發現危險的氣息。曾在那座樓裡和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並肩作戰過的倖存士兵,則會事後慨歎:如果不認識這些人,生活還「能算是生活嗎」?
不要以為格羅斯曼的戰爭與和平就是美化戰爭,挖苦和平。不,沒有幾個作家會比他更瞭解戰爭的無情。色彩這麼豐富的「6-1號樓」竟然轉眼就在地平線上消失了,沒有臨終遺言,也沒有英雄面向鏡頭的最後笑容,十到二十來個鮮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幾行不到的文字裡頭。這是格羅斯曼殺死他大部分角色的辦法,說走就走。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那可全是行進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達•格蘭特(Linda Grant)的評語:「那是因為生命本來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在《生活與命運》裡頭皆是人類生存的嚴苛背景。史達林與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兩個體制之間的戰爭卻變態地解放了人性,這豈不荒謬?是的,格羅斯曼的二十世紀就是這樣荒謬,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式的「正能量」幾乎沒有一點存在的機會。
世界如此冷酷。一個私底下對國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傳人員,會在報紙評論上頭指出,集體化政策之所以出現饑餓狀況,是因為部分富農故意藏起糧食把自己餓死,好惡毒地抹黑國家。一個才瞎了雙眼沒多久的傷兵,退到後方醫院,他在公共汽車站前請人幫忙登車,那些平時可能很懂得愛國愛軍的平民百姓,卻在車來的時刻自顧自地推擠擁上,不只不理會他,而且還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鳥叫般的聲音叫喊起來。他的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著棍子,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著空中,站在那裡又哭又叫。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而傷兵醫院裡邊,一個母親終於找到了兒子,她對著屍體小聲說話,怕他著涼還替他蓋好被子。所有人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卻不知道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俄國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做敵方間諜帶走,向當局誣陷她的其實就是她的鄰居,可能是為了趁機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鄰居不只不替她說話,而且還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老奶奶留下來的貓,不久之後牠也死了。一個一心向上的領導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伙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只談數字和指標,要求下屬削減群眾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產力。經過無數這樣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著說集中營裡的慘況嗎?就提一點好了,幾個納粹高官視察剛剛落成的毒氣室,順便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著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著美食舉杯祝賀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裡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這是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內看見一點多餘。好比他戰時筆記裡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於戰爭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炮兵。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只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裡頭最令大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醫生索菲亞主動放棄了最後的求生窗口,好陪著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著蠶寶寶的火柴盒)。另一個同樣膾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著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忘了報復,反而把手裡的麵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格羅斯曼管這類異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他說:「人類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類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的種子的搏鬥。」
書裡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一個溫柔的人不忍,於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紹過的短篇〈狗〉(собака),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牠回到地面,搖著尾巴回到飼養牠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餵過牠、摸過牠,又把牠送出大氣層的手。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像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像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這不是出於煽情,只是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親死於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寫了一封寄給母親的遺書,在那裡面,他不停想像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他甚至想到了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是否就是那個將要殺死她的士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一九六一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內,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盡頭,此時的他拖著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 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張揚,眼看就要上吐下瀉,尊嚴盡喪。好在朋友半途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事後,他在筆記裡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餘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二○一三年公開交還前蘇聯帶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臺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只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梁文道
二○一五年七月於北京

‧摘文

第一部

田野上霧氣沉沉。沿公路伸展的高壓電纜上閃爍著汽車車燈的反光。
即便沒下過雨,黎明時分大地仍是潮濕的,禁止通行的信號燈亮起時,濕漉漉的柏油路面上會出現晃蕩不定的紅色光斑。在幾公里外就能感覺到集中營氣氛:電線、公路和鐵路紛紛朝集中營延伸,愈趨密集。這是線路縱橫交錯的地區,一條條線路把大地、秋日的天空和夜霧劃成許多矩形和平行四邊形。
遠方的警報器送來長長的低沉鳴聲。
公路緊挨著鐵路,很長一段時間,裝載成袋水泥的汽車隊幾乎和一列長得不見首尾的軍用貨車並排前進。穿著軍大衣的司機們不看一旁行駛的列車,也不看車上一個個灰點兒似的人臉。
集中營的鐵籬在霧中出現了:一道道鐵絲網架在鋼筋混凝土樁上。一座座棚屋連綿伸展,排成一條條寬直的街道。光是看這些單調一律的棚屋,就能略知此座龐大集中營的不人道。
在千百萬俄羅斯農舍中,既沒有也不可能有任兩座完全一樣。但凡有生命的東西,都擁有其各自的特性。兩個人不可能一模一樣,兩叢薔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樣。若是強行消除生命的獨立性與各自的特點,生命就會消失。
頭髮斑白的火車司機扮作漫不經心的模樣,瞅著一旁閃過的混凝土樁柱、架著旋轉探照燈的高架與鋼筋混凝土塔樓,從後照鏡裡可看塔樓都有士兵守在旋轉式機槍旁。司機朝副司機擠了擠眼,機車發出警告信號。亮著電燈的扳道房、停在彩條路障後的一長排汽車和牛眼似的紅色信號燈一閃而過。
遠處傳來迎面駛來的列車的汽笛聲。司機對副司機說:「祖凱爾來啦。聽這大大咧咧的嗓門兒就能聽出來。他這是卸了載、開著空車上慕尼黑。」
空載的列車軋軋駛過來,與駛往集中營的軍車交會。被撕裂的空氣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車廂間灰濛濛的空隙一閃一閃晃過。轉眼間,被撕成碎片的空間與秋日曙光又連成一片,帶著節奏奔馳起來。
副司機掏出口袋裡的小鏡子,照了照滿是油漬的臉。司機招手借來他的小鏡子。
副司機用激動的聲音說:「唉,阿普菲爾師傅,我敢說,如果不是車廂得消毒,咱回來能趕得上吃午飯,不會弄到早晨四點鐘才筋疲力盡趕返。好像消毒這事就不能在樞紐站搞似的。」
老司機很討厭沒完沒了搞消毒。「發長信號,」他說,「咱不要上備用線,要直接開進大卸場。」
 

自從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後,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莫斯托夫斯科伊首次認真善用自己的外語本領,就是在德國人的集中營了。戰前他住列寧格勒,跟外國人交談的機會不多。現在他不由得想起當年僑居倫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時,因為天天跟各國革命家在一起,說話、爭論、唱歌用的都是歐洲多國語言。
鄰鋪的義大利神甫加爾迪告訴他,關在集中營的人有五十六個不同民族。這些集中營棚屋的數萬名居住者,他們的命運、他們的臉色、他們的衣服都一樣,他們都拖著腳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藍與用俄羅斯囚犯喚「魚眼」那種人造西米熬煮的菜湯。
對管理者來說,集中營裡的人,差別僅在號碼與縫在衣服上的布條顏色:紅的是政治犯,黑的是怠工者,綠的是小偷與殺人犯。
集中營裡的人因為語言不通,彼此不瞭解,但共同的命運把他們聚在一塊兒。分子物理學家、古文獻學家和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義大利農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當年有廚子精心調製菜餚、吃不好會令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醃鱈魚的人,一起穿著木底鞋去幹活兒,還要憂心忡忡地張望,確認蓄絡腮鬍的德國佬是不是來了?
集中營裡的人各自不同的遭際裡自有雷同。追尋往事的夢不論縈繫著義大利土路邊的小園,縈繫著北海邊悲愴的濤聲,還是博布魯斯克郊區領導幹部住房那橙黃色的燈罩,所有囚犯過往的歲月都是美好的。
一個人在進集中營之前的生活愈艱難,現在便會愈起勁地說謊。這種謊不是為了欺騙,而是為了讚美自由:在集中營外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這座集中營戰前叫政治犯集中營。國家社會主義黨1創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沒有犯過罪的罪犯。許多人被關進集中營,只因跟朋友交談時說了一些不滿法西斯制度的話,或是說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玩笑。他們既沒有發派傳單,也沒有參加地下組織。他們的罪名是,他們可能參加這些活動。
戰時將俘虜關入政治犯集中營,也是法西斯的創舉。這裡有在德國境內被擊落的英國和美國的飛行員,有投靠德國祕密警察的紅軍指揮員和政委。他們的任務是提供情報、配合行動、出點子,並在各種聲明上簽名。
集中營裡還有怠工者,也就是逃避兵工廠與軍事工程之勞動的故意曠工者。因為不好好勞動而把工人關進集中營,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一項創舉。
集中營裡有些人衣服上縫了紫布條,那是從法西斯德國離開的德國僑民。這也是法西斯的創舉:一旦離開德國,無論在國外如何循規蹈矩,都會成為政治敵人。
衣服上帶綠布條的人就是小偷與盜賊,在政治犯集中營裡是享特權的人;警方依靠他們監視政治犯。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這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創舉。
在集中營裡另有一些人遭際特殊,還沒發明適合他們的布條顏色。但就連玩蛇的印度人、從德黑蘭赴德學畫的波斯人與學物理的中國留學生,國家社會主義黨都為他們備好了鋪位、一小鍋菜湯與十二小時挖坑的勞動。
軍用列車日日夜夜朝集中營,朝一座座死亡營地駛來。空中迴響著車輪的軋軋聲、機車的轟轟聲、成千上萬衣服縫著五位數藍色號碼的囚犯出工時雜沓的腳步聲。一座座集中營成為新歐洲的一座座城市。這些城市日漸擴大,有自己的規劃,有自己的街衢與廣場,有醫院、市場、火葬場、運動場。
跟這些集中營城市相比,跟火化爐上空一道道可怖的黑紅色火光相比,那些坐落於城郊的一座座老式監獄顯得如此單純、如此古樸。
看來,為了控制大量囚犯,似乎也需不少軍隊監督和管理,或許需要上百萬吧。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常常一連好幾個星期,集中營裡見不到穿黨衛軍制服的人!囚犯們自己擔當起集中營城市的警察隊。囚犯們自己維持營內秩序,自己監督,只准爛馬鈴薯、凍馬鈴薯進他們自己的鍋。他們把大的、好的馬鈴薯挑出,送往軍需品供應站。
囚犯們在集中營的醫院和化驗室裡當醫生和化驗員;當清潔工,打掃集中營街道;當工程師,為集中營提供照明用電和暖氣,或也為集中營的機器製造零件。
充當集中營警察的是「卡波」2,他們凶狠又賣力,左臂上戴著寬版的黃臂章,有營長、區長和室長。他們從上到下監控營裡的一切活動,從全營的事到每個人夜間於床鋪上的言行。這一部分囚犯可參與營當局的機密大事,甚至可參與編造分類名單、在特種囚室裡收拾囚犯等事。看來,即使營當局完全撤離,這些囚犯仍會讓高壓電流繼續流過鐵絲網,以便讓人繼續勞動,不致逃跑。
這些「卡波」賣力地為營當局效勞,但也常咳聲歎氣,有時甚至為那些被送往火化爐的人哭泣……不過,這種二重性並不徹底,他們不會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分類名單裡。
特別讓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可怕的是,國家社會主義黨並不是戴著單片眼鏡、不可一世、傲然獨立的外來者。國家社會主義黨就像自己人一樣住在集中營裡,和普通人並無什麼區別,也像普通人一樣說笑,他們的笑話也很逗,他們是常人,一言一行都與常人一樣,他們通曉囚犯們的語言,十分瞭解囚犯們的思想與心情。
 

在那個八月的夜晚,莫斯托夫斯科伊、阿格麗賓娜•彼得羅芙娜、軍醫索菲亞•列文頓和司機謝苗諾夫在史達林格勒郊外被德軍俘虜,之後被帶到一個步兵師師部。
經過審訊後,德國人放了阿格麗賓娜•彼得羅芙娜,翻譯官並根據戰地憲兵隊人員的指示,給她帶上一大塊豌豆麵包與兩張三十盧布的紅鈔票;謝苗諾夫被編入俘虜大隊,送往位於維爾佳契村的集中營營部。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則被帶往集團軍司令部。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那兒最後一次看到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她站在遍地灰土的院中,帽子沒了,肩章、領章被撕得耷拉下來,那悲愴、憤恨的目光和神色教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欣慰。
三次審訊後,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車站,車站有一列運糧的軍車正在裝載。有十個車廂裝運了許多姑娘和小夥子去德國做工。軍車開動時,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婦女的哭聲。他被鎖在硬座車廂的小乘務室。押解他的士兵並不粗暴,但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問他什麼話時,他臉上卻流露裝聾作啞的神氣。從表情可以感覺得出他專心地注視著莫斯托夫斯科伊。動物園工作人員用火車運送動物,動物在籠裡沙沙蠕動,有經驗的工作人員就是這樣一聲不響、專心地注視著籠裡。
等到火車抵抵達波蘭總督管轄區的土地,乘務室裡又進來一名乘客──一名波蘭主教,是名白髮、高個子的漂亮老頭兒,眼睛裡露出悲戚的神色,嘴唇像年輕人般豐滿。他馬上就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說起希特勒對波蘭宗教界的殘酷迫害。他的俄語帶很濃重的波蘭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不客氣地大肆批評了天主教和教皇以後,他便不再作聲了,而且,莫斯托夫斯科伊再問他什麼話,他也只用波蘭話簡短回答。過了幾個鐘頭就讓他在波茲南下車了。
過了柏林,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帶進集中營……這一營區關押的是祕密警察特別感興趣的囚犯,他來到這裡似乎已經過了許多年。在這種特別營區裡,生活條件比勞動營裡好些,但這是實驗室裡被試驗動物的富足生活。
有時,值班的會把某個人喚到門口──原來是一個朋友要以優惠條件進行平等交換,用菸草換食物,這人便會得意洋洋回到鋪位上。有時同樣是叫另一人到門口,這人先中斷了談話,朝門口走去,與談者再也等不到他把那話說完了。過一、兩天,就會有「卡波」來吩咐值班的把破衣爛布清出去,有人便會以諂媚口吻向「卡波」隊員凱澤探問自己能否去睡空出來的床鋪?
莫斯托夫斯科伊已習慣東拉西扯地閒談,從囚犯分類到火化屍體,到集中營裡的足球隊──「最好的球隊是挖地的『沼地兵』,前鋒很棒,攻勢很猛,波蘭隊後衛不行。」各種有關新式武器的傳聞、國家社會主義黨層峰鉤心鬥角的傳聞,大家都聽膩了。傳聞總是又好又不真實。傳聞是集中營囚犯的麻醉劑。


天快亮時下了一場雪,直到中午也沒有化。俄羅斯人感到又歡喜又悲傷。這是俄羅斯在思念他們,將母親的頭巾扔在他們蒼白而痛楚的腳下,染白了棚屋頂,遠遠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鄉的房屋,呈現出一派鄉村氣象。
但這也只是須臾歡喜的閃現,一與悲傷相遇,立刻就又沉沒在悲傷裡。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德力亞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語說,一個擔任文書的朋友看到關於一個俄國老頭的文件,但沒來得及細看,辦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帶走了。
「這就是決定我命運的文件。」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並對自己的鎮靜感到高興。
「不過沒關係,」安德力亞小聲說,「還是可以探詢的。」
「向營警備司令探詢嗎?」加爾迪神甫問。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閃著黑色亮光。「還是向治安總部代表利斯本人探詢?」
白天的加爾迪和夜晚的加爾迪差別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驚。白天談菜湯、談新來的人,跟同房間的人商量交換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義大利伙食。被俘的紅軍知道他愛說的口頭禪是「全體完蛋」,每次在集中營廣場上碰見他,老遠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體完蛋!」並且笑著,就像在給這話打氣。他們以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晚,關押在特別營區的一些蘇聯指揮員和政委開他玩笑,問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近女色。加爾迪聽著法語、德語和俄語大雜燴,一笑不笑。然後他說話,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他的話翻譯出來。他說的是,俄國革命者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斷頭臺。為什麼諸位就懷疑,一個人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近女人呢?這跟犧牲生命無法相比呀。
「算啦,話不能這麼說。」旅政委奧西波夫說。
夜裡,等營裡的人都睡了,加爾迪就變另一個人。他跪在床鋪上禱告。集中營城市的所有苦難就像沉沒在他那熾熱的眼底,沉沒在那眼中柔和且分明的黑光裡。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繃得緊緊的,就像在勞動,神情恬淡的長臉上露出憂鬱而幸福的執著表情。他禱告很長時間,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這義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禱告聲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睡一、兩個鐘頭醒來,這時加爾迪已經睡了。加爾迪睡覺很不安穩,就像要在睡夢裡把自己的兩種特質,把白天與夜晚的特質融合起來,又打鼾,又咬牙,還有滋有味地咂嘴,像打雷般把胃裡的氣直往外衝,忽然又拉長聲音唱起讚美詩,讚頌上帝與聖母的大慈大悲。
他從來沒有責備過這位老蘇共黨員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詢問蘇俄的情況。加爾迪一面聽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一面不住點頭,像在對關閉教堂和寺院、對蘇維埃國家沒收東正教大量地產這事表示贊許。他一雙黑眼悲傷地望著這位老共產黨員,莫斯托夫斯科伊便生氣地用法語問他:「您聽懂了嗎?」3
加爾迪笑起來,平時他談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也常這樣笑。「您說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為什麼要說這種事?」4
關押在特別營區裡的蘇聯戰俘們也要做工,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在晚上和夜裡才能見到他們,跟他們談一談。古澤將軍與旅政委奧西波夫不做工。
經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個古怪、年齡難測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門口,又有冷颼颼的過堂風,又有帶味兒的大馬桶,馬桶蓋不住地砰砰響。蘇聯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傘兵」,把他看作瘋子,對他又憐憫又厭惡。
他具有不尋常的耐性,那樣的耐性只有瘋子和白癡才有。他從不害傷風感冒,雖然在睡覺的時候連秋雨打濕的衣服也不脫。真能用這樣響亮、清楚的嗓音說話似乎也只有瘋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這樣認識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聲不響地打量他的臉老半天。「這位同志,您有什麼好事兒要說?」莫斯托夫斯科伊問。
伊康尼科夫拉長聲音說:「說好事兒?什麼是好,什麼又是壞?」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這話,笑了。
這話忽然把他帶回了童年,那時大哥從神學校回來,常常與父親爭論神學。「這是老掉牙的問題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佛教徒和古時的耶穌教徒早就想過這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為了解決這問題也花不少腦筋。」
「解決了嗎?」伊康尼科夫問道。那聲調讓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十分好笑。
「現在紅軍正在解決這個問題,」莫斯托夫斯科伊說,「請恕我直言,您的語調中有一種橄欖油味道,不是牧師的橄欖油,便是托爾斯泰主義者5的橄欖油。」
「不可能不是這樣,」伊康尼科夫說,「因為我是托爾斯泰主義者。」
「真沒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他對這古怪的人產生了興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說,「我相信,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後對教會的打擊,對耶穌教思想是有助益的,因為教會在革命前已經進入很可憐的狀態。」
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說:「您可真是一位雄辯家。我終於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蹟。」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臉地說,「在我們看來,你們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而你們的手段是殘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麼奇蹟,我不是什麼雄辯家。」
「那麼,」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惱火地說,「要我怎麼為您效勞呢?」
伊康尼科夫像個軍人般站成「立正」姿勢,說:「請不要笑我!」他痛苦的聲音聽起來十分悲戚。「我到您這兒,不是來開玩笑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兩萬猶太人被殺害,有婦女,有兒童,有老頭子。那天我明白了,如果真的有上帝,不會容許這種事發生的,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不存在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見你們的力量,是這種力量在同可怕的惡勢力對抗……」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說,「咱來談談。」
伊康尼科夫在營區土地的沼澤地帶幹挖地的活兒,那裡正在鋪設一條粗大的水泥管道,這是為了排出讓窪地變沼澤的河水與髒水。在這個地帶勞動的人叫「沼地兵」。被分派到此的通常是營方不喜歡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很小、手指纖細,指甲像小孩一樣。他從工地回來常常滿身泥漿,渾身濕漉漉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鋪前問:「可以在您身邊坐一會兒嗎?」
他也不看對方就坐下,笑著用手抹額頭。他的額頭有點奇怪──不怎麼大,卻飽鼓鼓地發亮,且亮得出奇,彷彿跟那對骯髒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手以及磕斷的指甲不是同一個人身上的。經驗貧乏的蘇聯戰俘都覺得他是個難以理解的神祕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從彼得大帝時代開始每一代都是神甫。只是最後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跟所有兄弟都遵奉父命,進了世俗學校。伊康尼科夫進入彼得堡工學院,但因為迷上托爾斯泰主義,最末一學年未讀完便離校去了彼爾姆省北部當起人民教師。他在農村一待約莫八年,後來移居南方的奧德薩,在一艘貨輪的機房裡當鉗工,去過印度、日本,也在雪梨住過。革命後,他返回俄羅斯參加了農業公社6。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農業公社的共產主義勞動能創造人間天國。
全面實行集體化時,他看到一列列軍車,上面滿載土地家產被充公的富農家庭男女老少。他看到許多嬴弱不堪的人倒臥雪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閉的」、人口死絕的村莊,村莊裡的門窗都被釘死。他看到一個被捕的農婦衣服襤褸,頸上筋骨外露,勞動用的雙手黑污污的,押解的人帶著恐怖的表情望著她:因為她餓瘋了,居然吃掉了自己的兩個孩子。
這時,他雖沒有離開公社,卻開始宣講起福音書,祈求上帝拯救死者。結果他被關進監獄,不過很快就弄清,是三○年代的災難使他神志錯亂。在監獄的精神病院強制治療了一年後,他出獄,前往白俄羅斯,住到大哥家裡。大哥是一位生物學教授。透過大哥協助,他在科技圖書館覓得一職。但一樁樁可悲事件已對他產生了無法磨滅的影響。
等到戰爭開始,德國人占領了白俄羅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戰俘的苦難,看到白俄羅斯城鄉成千上萬猶太人被殺害。他又陷入發狂,四處懇求熟人或陌生人幫忙藏匿猶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設法拯救猶太婦女和兒童。未久他被告發,僥倖躲過絞索,卻進了集中營。
這位破衣爛衫的骯髒「傘兵」頭腦非常混亂,他主張對超階級的道德進行荒唐可笑的分類。
「哪兒有強權,」他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哪兒就有災難,就流血。我見過農民遭受的大災大難,還說實行集體化是做善事。我不相信什麼善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Life and F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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