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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緒)財富大思考:四大課題九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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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緒)財富大思考:四大課題九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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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大思考:四大課題九堂課


<內容簡介>

為現代人而寫的,實踐財富倫理的九堂課
從「大歷史」到「大思考」。對於財富倫理,作者曾經從縱剖面,宏觀地探索了歷史中的三條主要路線。如今他將其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現地,從橫剖面展開了最完整而系統化的思考。

本書的綱要,首分為「四大核心課題」:財富的追求動機、財富的牟取之道、財富該如何使用,以及財富的分配正義。又進一步為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而細分為可以更引發閱讀和思考興趣的「九堂課」。

它們分別是: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在商言商,有何不可?利益極大化,有錯嗎?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雖然眼紅,卻很羨慕?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全書呈現出一種宏觀式的思考,幾乎觸及了財富倫理的每一個面向。同時將焦點由經典級大師們的宏偉之論,轉由作者「再建構」適合於現代情境的財富倫理。大師們的精彩以及智慧的結晶,經由作者的消化、融會和濃縮後,仍活生生地躍然在本書的字裡行間。而在大師的肩膀上,更增添作者吹奏跳舞般地詮釋和轉化。

過去大師們的思索和歷史積累,對於當下這個世代和處境,可以呈現出什麼意義和價值?又有怎樣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和方案倡議?本書可說是作者在整個財富倫理的浩大工程,邁向完成、劃下句點之作。


★本書特色:

扎根於大師的經典,「再建構」現時此地的財富倫理:
從「大歷史」到「大思考」。
對於財富倫理,作者曾經從縱剖面,宏觀地探索了歷史中的三條主要路線。
如今他將其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此地,從橫剖面展開了最完整而系統化的思考:
財富的追求動機、財富的牟取之道、財富該如何使用、財富的分配正義。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財富的追求動機

第1堂課 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
A、階層、職務和身分上的需要
B、排除支配、擁有選擇的自由
C、實踐超越性價值的使命召喚
小結:合宜的動機對致富的重要

第2堂課 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
A、降低道德人格上的墮落風險
B、減少真實自我的扭曲和迷失
C、陶冶性靈並磨練出剛毅勤奮
小結:淡泊輕看財富的雙重啟示

第二章 財富的牟取之道

第3堂課 在商言商,有何不可?
A、價格手段的邪惡:重利盤剝
B、大轉折:對商業牟利的肯定
C、效益主義:對背德者的辯護
D、自利心的極大化:唯一之途

第4堂課 利益極大化,有錯嗎?
A、最大效益?道德根本拿不掉
B、最大效益?互利共生的啟示
C、最大效益?帕雷托最優原則
D、最大效益?承認我們的無知
小結:自利心必須被規約和修正

第三章 財富該如何使用

第5堂課 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
A、為了回歸真我和自由而節省
B、為了清心寡慾的快樂而節省
C、為了更多施捨和捐助而節省

第6堂課 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
A、為了角色扮演的必要而花錢
B、為了邁向自我完善化而花錢
C、為了實踐超越性價值而花錢
小結:讓錢財的使用被賦予意義

第四章 財富的分配正義

第7堂課 雖然眼紅、卻很羨慕?
A、均平:相對剝奪感下的訴求
B、都變窮了!均平主義的悲劇
C、皮凱提的真相:海耶克觀點
D、差異:相對優越感下的訴求
E、差異化下的驕傲女神:美國
F、賺多少?分配的比例更重要

第8堂課 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
A、原則一:理性而專業的分工
B、原則二:差異化的報酬分配
C、原則三:對上層社會的節制
D、原則四:對社會底層的照顧

第9堂課 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A、從愛的分享使命到分配正義
B、資源用在刀口上:只救窮人
C、左派之路:福利國家的歧途
D、向市場化妥協?窮人是例外
E、誰救的窮人最多?右派之路
F、經濟成長不是窮人的萬靈 丹
小結:中庸式、有節制的不平等

尾聲
參考書目


<作者簡介>

葉仁昌
1957年出生於台灣澎湖。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教授,仍兼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財富與社會等課程。

著有《大師眼中的金錢:財富的倫理》(立緒,2018)、《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聯經,2015)、《獨唱的男人:隨想手札》(橄欖,2005)、《儒家的階層秩序論:先秦原型的探討》(瑞興,1996)、《邁向台灣神學的建構》(校園,1992),《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政教關係的解析》(久大文化,1992),並曾於1990年獲得「中國政治學會」傑出博士論文獎。


★內文試閱:

‧前言

二○一八年秋,筆者曾浩浩蕩蕩以三十萬字的規模,就三十位以上大師的財富觀,出版了《大師眼中的金錢:財富的倫理》一書(台北,立緒文化,共四八八頁)。出乎意料地,那樣一本頗為厚重又有濃濃的哲學味、而且作者還不是老外的作品,竟然書友們的反應不錯。當年底,筆者還入圍了「誠品職人大賞:二○一八年度最期待的作家」名單。二○一九年一月下旬,知名的評論家楊照,更在他所主持的廣播節目《楊照談書》裡,以兩集的時間特別予以推介。

不過回顧起來,那本書僅是奠基之作,還未完整體現筆者的寫作構想。它簡單的初心,只是想讓自己對財富倫理的探討,扎根在大師們的經典上,而拒絕表現為心靈雞湯式的隨筆小品。畢竟,後者的情況在市面上已經太氾濫了。至於在整本書的論述鋪陳上,當時,筆者先是詳盡探索了歷史中財富倫理的三條路線,接著,在扼要歸結出財富倫理的四大核心課題後,全書就收筆結尾了。

然而進一步地,那三條路線以及四大核心課題,它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呢?對於當今的人們,又可以有怎樣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或是方案倡議呢?很遺憾,如此重要又是筆者心繫已久的大哉問,在該書裡只有輕描淡寫的零星論述。因為一來,高達三十萬字的篇幅在出版上已達於極限;二來,其性質和主軸也有所不同。故而,當時就決定了要分開來處理,另行撰寫如今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這一部著作。

歷經了將近兩年的撰寫,改了又改,現在終於出來見人了。

為了凸顯本書的主旨和定位,在此,請容許筆者覆述,在舊作中已經揭露的三大建構工程構想,也就是從一開始的整個寫作規劃。筆者的企圖心,首先著眼的是「歷史脈絡的大探索」,即對於財富倫理在歷史中的發展,予以爬梳歸類、並區分辨別出不同的路線。其次則是「對論述的思辨分析」,即對於其中各家的觀點和論證,呈現出清晰明瞭的哲學性解剖。

而就在這兩重寫作工程的基礎上,最後一部曲,當然是得回到「現時此地」(here & now)。試問,過去大師們的思索和歷史積累,對於當下這個世代和處境,可以呈現出什麼意義和價值?又有怎樣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和方案倡議?對筆者來說,如此的寫作發展,不僅是再自然不過了,更重要地,這樣才終於讓整個財富倫理的浩大工程,邁向完成、劃下句點。

明顯地,在此一終末的樂章、即本新作中,焦點不再是那些經典級大師們的宏偉之論了,而是換由筆者粉墨登場,來「再建構」適合於現代情境的財富倫理。

當然,大師們的精彩以及智慧的結晶,在經由筆者的消化、融會和濃縮後,仍活生生地躍然在本書的字裡行間。只不過在他們的肩膀上,會更多看到筆者吹奏跳舞般地加以詮釋和轉化。有時是穿針引線、有時則是借題發揮。說句玩笑話,在前一本書中與那些大師朝夕相處、對話綿綿後,他們對筆者已經像是陰魂不散了。

上述所析論的,正就是本書的主旨和定位。那接下來,具體的撰寫綱要呢?筆者必須提醒,這可不能依憑撰述者的偏好而天馬行空、任意構思的。它得有所「本」。

就有如房屋的骨架,必須是地基的連結延伸。同樣地,本書的大綱,也是以舊作為地基的連結延伸。具體來說,筆者在舊作裡,從三條路線的探索所歸結出的四大核心課題,正鋪陳出了這本新書的架構。以此而言,舊作中整個對大師們的論證,已經為此一架構的適切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其中:

—— 財富的追求動機,這構成了本書的第一章。它指的是吾人在動機上,對於致富是該淡泊輕看呢?抑或是積極進取?是看財富如浮雲、甚至追求放空的清貧極簡呢?還是該抱持著對致富的渴望、某種使命和雄心?

—— 財富的牟取之道,這構成了本書的第二章。它指的當然並非致富的方法或技巧問題,而是吾人在賺錢的手段和方式上,黑不黑心、正不正義的倫理爭議。尤其,在自利性經濟行為被高度肯定的今天,合宜的原則為何呢?

—— 財富該如何使用,這構成了本書的第三章。它指的是在倫理意涵上,吾人該以財富去換取什麼樣的其他價值,人生才更有價值?而所抱持的原則,是該儉樸節約呢?抑或是慷慨大方?其中的理由又是什麼?

—— 財富的分配正義,這構成了本書的第四章。它指的是各種所得和賦稅,在不同的角色、付出和成果之間,該依據什麼標準來分配,才符合公平或合理?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又該如何取捨或折衝呢?

回顧筆者的舊作,這四大核心課題原本是以不同的成分、比例和樣貌,散見在不同大師的論述裡。但由於它們再三地交錯重疊,突出為醒目的匯集點,筆者才會在結論的篇章中做出上述的歸納。無疑地,財富倫理長久以來最引致爭議的癥結,幾乎都在這四大核心課題了。也因此,它們非常適合用來作為本書的探討架構。

進一步地,既然本書以應用和落實於「現時此地」為主旨,而為了能貼近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於是,筆者又將上述的四大核心課題加以細分,結構成了可以更引發閱讀和思考興趣的所謂「九堂課」。

首先,針對財富的追求動機,筆者細分出了第一、二堂課。即「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以及「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明顯地,這兩個似乎背道而馳的子題,都是屬於動機層次的提問,它們呈現出在追求財富上兩種基本的差異。

經由前者,筆者要探索的是,發財慾經常有如性飢渴,而它只是出於經濟衝動、完全不需要理由嗎?試問,一種真正的財富熱情,應該有哪些合宜的動機?至於後者則是申言,在積極致富之外,吾人其實可以有一種超越,認知貪婪和財富的風險,以及匱乏所具有的正面意義;從而去追求某種程度的放空、或極簡地擁有。

其次,針對財富的牟取之道,則可以細分出第三、四堂課。即「在商言商,有何不可?」以及「利益極大化,有錯嗎?」很清楚地,這兩個子題所凸顯的,正是人們在追逐財富之際,手段上賴以合理化的兩種典型辯護。

透過前者,筆者企圖說明,對於商業牟利及其慣常的追逐和鑽營手法,何以竟從傳統上的鄙視排斥,發展到對「背德者」的辯護呢?到底這一頁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至於後者,筆者則針對資本主義最核心的牟利立場——利益的極大化,提出一種「既肯定又否定」的修正式批判。

再來,財富該如何使用呢?對此,筆者進一步細分出了第五、六堂課。即「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以及「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前者討論的是節省的哲學。經常,儉樸節約只是出於一種捨不得花錢的性格習慣、或缺乏安全感下的儲蓄衝動,而試問,倘若其在倫理上要有可資辯護的真正理由,則應該為何呢?

至於後者,表述的則是花錢的哲學。在此一篇章裡,筆者力言,花錢不應只定位在經濟上需不需要、買不買得起。它毋寧是自我意義的賦予和表達。花錢因而該有其合宜的目標,並且在花錢的背後,歷經一番價值哲學的思辨和選擇過程。

最後,關於財富的分配正義,筆者則細分出了三堂課。其一,是「雖然眼紅,卻很羨慕?」這樣的弔詭,正指出了一個關鍵原因,何以分配問題總擺不平。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普遍存在著兩種互相矛盾的心理:我們嫉妒肥貓,卻從不反對自己成為肥貓。人性的本質總呈現為既深怕矮人一截、又渴望高人一等。

那面對這兩股「必然而又衝突」的人性力量,該怎麼辦呢?

此即第八堂課所要探討的課題,也就是「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無疑地,這是兼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想目標。但它能夠實現嗎?為此,筆者建構了一個內含四大原則的芻議方案,企圖揉和前述兩種互相矛盾的心理,同時又能緩解各自所帶來的弊病,以實踐一種能夠邁向進步富裕的分配。

至於結尾的一堂課,則回歸到一個最基本的挑戰,即「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筆者在此篇章中指出,照顧窮人和弱勢者,為財富分配最不可或缺、最前提性的使命。分配問題不能淪為只是在追求公平,而窮人和弱勢者卻悲慘依舊。進一步地,在左派之路與右派之路的爭論中,到底該訂立出哪些基本的方向和原則,才可以真正改善窮人和弱勢者的命運呢?

臚列起來,這九堂課分別是:

第一堂課: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

第二堂課: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

第三堂課:在商言商,有何不可?

第四堂課:利益極大化,有錯嗎?

第五堂課: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

第六堂課: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

第七堂課:雖然眼紅,卻很羨慕?

第八堂課: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

第九堂課: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上述所勾勒出來的整個寫作工程,明顯地,呈現出了一種宏觀式的系統化思考。它們很完整,幾乎觸及了財富倫理的每一個面向;包括有追求動機的取捨和思辨、牟利手段的爭議和規範,財富在使用上的價值哲學,乃至於分配正義的解析和實踐。而這就是為什麼本書會取名為「財富大思考」。

反觀坊間大部分的相關著作,則往往只有片面的主題,甚至呈現為零散式的個人感想。其中最常見的是,強調有錢人的思維、理財的技巧和習慣,還有就是老生常談地告訴你一些有關財富的格言和警語。概括來說,既缺乏哲學深度的論證,對於財富倫理的建構,也無系統化和完整可言。

緣此,筆者可以大膽地說,倘若能按照本書的整個工程藍圖,來對財富倫理提出一種在「現時此地」下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或方案倡議,其所收穫的寫作成果,對於現代人的啟迪,應該是最扎實、深刻和全面的。

當然,無論是舊作抑或本書,筆者一貫不變的提問還是那番老調,即質問為什麼要有錢?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面對金錢,除了發財夢之外,吾人該有怎樣的價值思辨和選擇、該有怎樣的倫理?

只是在這一部新作裡,老調新唱了。之前的舊作所探索的標靶,是歷史中經典級的大師們,預設的讀者群為喜好深思的社會菁英。如今,則是由筆者在消化、融會和濃縮大師們的論述之後,提出現代情境下可以日常實用的個人見解,預設的讀者群很自然地改為社會大眾。

為此,筆者在寫作心境上走入了更大的通俗化壓力,深怕預設的讀者群對本書的論述食不下嚥。因而,除了多加引用現代學者的看法外,在寫作風格上沒選擇餘地,只能淺顯、再淺顯,並儘可能多舉一些例證和小故事予以生活化。

但儘管在新舊作之間有上述的差異,筆者仍必須強調,在它們彼此之間,是既獨立分離、又互相連結呼應的。期待這兩本書的結合,能為整個財富倫理的探索,帶出一次「立足過去、而看向遠處」(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的跳躍。

毫無疑問地,大師們的經典一直是筆者的最愛,但心中更希冀的,毋寧是有如拉起姻緣紅線那樣,將財富倫理的歷史脈絡和思辨分析加以延伸,搭起一座通往現代社會的橋樑。它一方面企圖為大師們的古老論述,賦予現代的實用意涵;另一方面,也指望現代人在面對財富的若干核心課題時,能夠有歷史智慧的傳承和光耀,而不是日愈深陷庸俗化的窠臼。

整個來說,舊作呈現的是縱剖面的「大歷史」,它藉由對大師們的思辨分析,宏觀地探索了兩千多年來財富倫理的三條主要路線。而新作呢?則是將其中的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此地,從橫剖面展開了一種系統化而完整的「大思考」。從「大歷史」走到「大思考」,這既表現了本書的延續性,更也是本書與眾不同的特色所在。以下,就讓我們開始這樣一個有價值的工程吧!

‧摘文

第9堂課

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首先,筆者要強調,照顧窮人和弱勢者,是財富分配的基本使命。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中,財富分配之所以會浮上檯面、形成議題,主要就是為了他們。而如今,倘若談論財富的分配,照顧窮人和弱勢者卻不是最優先、最核心的課題,反而聚焦在如何剝削有錢人、追求均平或全民福利政策,這其實已經發生偏差。

很遺憾,這就是今天的普遍情形。很多人更熱中於宣洩自己的忌妒和平均化欲望,遠遠超過對窮人和弱勢者的關切。他們要打肥貓、要反全球化、要佔領華爾街,卻沒有幾個人真正費心去瞭解和推動貧窮問題的解決。

許多人其實很害怕,或許哪一天自己也會淪為窮人和弱勢者。而很自然地,這樣一種排拒心理,導致窮人和弱勢者通常不會出現在他們的視線框架裡。也就是說,對陷入貧窮的恐懼,反而讓他們對與貧窮有關的人事物,都避而遠之。

然而筆者要在此呼籲,所有訴求財富的重分配、以及滿口公平正義的人們,請好好來關心並投入貧窮問題的解決。甚至,如果不優先聚焦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則談論財富的分配課題,毋寧是十足虛偽和自私的。

回顧財富倫理的歷史,許多大師最為關心、也再三指陳的,正就是屢見不鮮、揮之不去的貧窮問題。主張共產和均平的是如此,肯定私產和小康的也同樣是如此,而即使是若干倡言邁向資本主義無限利潤心者,也將貧窮當作是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箇中的原因,或許是巷弄街坊中總充斥著貧窮的景象、甚至有不少乞食者向他們伸手。而對於此一最實際、又近在眼前的問題,大師們自然得去面對。只是此一課題該怎麼去解決,反思過去的歷史經驗,答案並不單純。

首先,它從最初的「愛的分享使命」,轉變為由國家執行的「分配正義」;接著,隨民主化而扭曲失焦,擴大發展為追求全民受惠的福利國家。此外,它還牽涉到許多難決的爭議,譬如,濟貧是否會導致勞動怠惰?又是否會破壞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

而最值得探究的是,對於解決貧窮問題,追求經濟成長的右派之路貢獻比較大呢?或者,更直接而有效的,是訴求公平正義和福利國家的左派之路?在以下的篇幅,也就是本書的最後一堂課中,筆者將一一予以陳述說明。

A、從愛的分享使命到分配正義

無庸置疑地,英國濟貧稅的出現是一個里程碑。原本在十七世紀之前,對於窮人的救助,幾乎唯一之途就是富人自願的施捨分享。特別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傳統裡,當他們談到該如何使用財富時,少有例外地,都強烈指向對窮人的照顧;甚至,控訴那些拒絕施捨分享者為偷竊。這一點我們已經在第五堂課中討論過,無需再贅述。

然而,當來到一六○一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Elizabeth I)頒布了第一部濟貧法,開始出現重要的轉折。在此之前,對於窮人的救助,主要由教會、修道院以及諸多信徒們,秉持著「愛的分享使命」來予以實踐。此後,它則開始成為國家的一項職責,並為此而開徵了濟貧稅。

從財富倫理的角度來看,其中所具有的意義是劃時代的。

簡單來說,救助窮人不再依賴自願性質的愛心分享了。如今,不管你在情感上有沒有愛心、或願不願意分享,反正你都得繳交這樣一筆象徵著互助責任、甚至意涵著正義的稅捐,由國家官吏或代理者以「不涉情感地」(impersonal)超然態度,來「重分配」給窮人和弱勢者。

爾後,這樣的改變愈演愈烈。來到了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陣營,此一分配正義的呼聲和正當性,已經響徹雲霄、如日中天,徹底凌駕在基督教那種「愛的分享使命」之上。

當然,這兩者的差異非常大。從社會主義陣營來看,窮人所獲得的補貼或福利,不再是富人出於愛心的慷慨和善意,而是富人該從剝削中吐出來、並還給窮人的正義。換言之,它與憐憫和同情無關,唯獨關乎公平和生存權利。

對此,社會的回應是正反兩面都有。譬如,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就基於對自由的絕對信念,抨擊英國的濟貧稅為一種暴政。因為,

當宗教告誡我們要幫助我們的弟兄時,它規定的是一種慈善的戒律,而不是一個立法的原則。

而既然只是一種道德義務,即使是為了窮人的飢餓,都不允許「成為一種可以強加於我的政治負擔」。(Proudhon 著,1982: 74)

但從相反的角度來看,這種由國家來執行的強制性重分配,對於嘉惠窮人或減少貧窮,顯然比起過去有更好的效果。畢竟富人的慷慨和善意,是時有時無的,並不穩定。樂善好施的富人也往往只是少數,所捐獻出來的總體金額更可能不夠多。而國家機器以其龐大的支配力,普遍地課以一定比例的稅捐,所積累的濟貧基金和可能成效,都遠非富人的愛心分享可比擬。

可笑的是,美國前總統小布希(Bush Junior, George Walker Bush)和不少支持新自由主義的人士,竟然都曾極力主張,對於窮人和弱勢者的濟助,應從國家手中改由宗教或慈善團體來承擔。這真是看不見歷史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宗教或慈善團體所能募得的款項,對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不僅很不穩定,還恐怕是杯水車薪。

史賓漢蘭制下的勞動怠惰以及扭曲

不過,吾人倒也必須承認,課徵濟貧稅之舉,隨著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問題也跟著滋生。常見的批評是,廣泛的徵收和龐大的資金管理,能否廉潔而有效率?並且,即使其廉潔和效率達於一定水準,濟貧法本身的不同設計,也往往會導致不同的副作用,這一點毋寧更飽受爭議。

譬如在一六六二年,英國查理二世(Charles II)對濟貧法的修改,確認了貧民的認定方式,就遭致亞當斯密的批評,說它「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使得貧民無法遷移到缺工地區,以賺取較高的工資。而這等於是宣告了他們永遠無法改善生活水平,只能繼續忍受本地的微薄工資(Smith 著,2009:107-109)。

一七九五年,英國逐步實施的「史賓漢蘭」(Speenhamland)制,則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它根據麵包價格的漲跌以及妻小的人數,來決定每個人每週可享有多少最低所得。不管你有無工作、又已有多少收入,只要未達此一最低所得,就由教區給予補足。

這是巨大的轉變,開創了前所未見的先河。

原本,自伊麗莎白版本的濟貧法以來,只有無工作者才可以得到救濟;其餘的貧民則強制勞動,無論你的工資有多少。這高度體現了當時的禁慾主義新教倫理。他們要求將一切光陰都全力投入各個人的世俗職業,並為此辛勤劬勞;同時,還將勞動推崇為一種特別有效的禁慾途徑。

他們更由此而反過來認定,貧窮正就是懶惰的結果;或者說,是缺乏禁慾主義的品性所致,有了錢就會亂花。以此而言,窮人其實是咎由自取。並且,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地送去習藝訓練所,培養工作能力,絕非直接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但如今在「史賓漢蘭」制下,只要既有的收入低於補貼標準,即使已經有了工作,仍可以獲得救濟。這隱含了一個很糟糕的問題,即對那些下層階級而言,無論工作或不工作,反正經過補貼之後,最終所得都是一樣的。因為在鄉間,工資一向很少高於補貼標準。

難怪馬爾薩斯和李嘉圖要大肆批評,聲稱濟貧法鼓勵了勞動怠惰、讓窮人喪失了自食其力的動機。持平而論,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史賓漢蘭」制下,情況確實是如此。

雖然人道主義者稱讚此一慈善措施,說它既肯定了每個人的生存權利,又挽救了當時的社會危機。但就長遠而言,其後果是可怕的。因為濟貧的基金是一個無底洞;而原本不是貧民的,也由於勞動怠惰逐漸變為貧民。

並且,不只是勞動怠惰,僱主也因而可以用極低的工資,就能雇得工人。對此,工人自己並不在乎,即使大不了辭職也無所謂;反正教區會補貼不足的金額。換言之,整個勞動市場的價格機制,已經被扭曲破壞。

史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因而指出,「史賓漢蘭」制將資本主義所依賴的、那一套帶有市場機能的工資制度,幾乎徹底摧毀。直到一八三四年被廢除為止,它阻礙了勞動市場化將近四十年(Polanyi 著,1989: 160-161)。

歸結而言,對於嘉惠弱勢者或減少貧窮,從「愛的分享使命」發展到改由國家來執行的「分配正義」,固然有其可肯定的一面。因為,國家機器以其龐大的稽徵和支配力,所可積累的濟貧基金、以及對工資和勞動的保障成效,都遠非富人的愛心分享可比擬。

但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隨著其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卻往往同時帶來勞動怠惰,也阻礙了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此外,它當然更引致了一個狀況,即國家財政的龐大壓力,以及人民在稅負上的沉重負擔。

這些負面的情形和狀況,對於透過經濟成長來改善貧窮,可想而知地,會帶來極端不利的影響。而由此也引申了一個重大課題,即福利濟助以及工資和勞動的保障,該如何與經濟成長之間維持平衡,才能真正嘉惠弱勢者或減少貧窮呢?

●濟貧法是一個里程碑,它其實與憐憫和同情無關,唯獨關乎公平和生存權利。

●即使是為了窮人的飢餓,都不允許成為一種強加於我的政治負擔。

●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送去習藝訓練所,而不是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濟貧法鼓勵了勞動怠惰,也阻礙了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

B、資源用在刀口上:只救窮人

對於上述所謂的「重大課題」,學者相關的討論和答案當然不少。但在此,筆者要極力強調的一點是,國家必須限縮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保障的規模,將所提供的濟助,僅僅侷限在對窮人和弱勢者的必要措施上。

很遺憾,譬如在歐洲許多福利國家的發展,由於講求普遍公平的權利意識高漲,政客更為選票而頻頻「牛肉」大放送,以致福利政策及工資和勞動保障,幾乎變成了全民共享的樂事。偶爾,會在某些政策上加一個裝飾門面的排富條款,但仍無礙於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政策的受惠者。

這些國家經常搞到一個地步,不只免費的教育、醫療和照顧,完善的工資和勞動保障、失業救助,甚至有些國家,當你新搬遷到一個城市時,地方政府因考量你人生地不熟,會給付你一個月的計程車費。母親照顧小孩累了,國家可以提供免費的保母,讓你去休閒度假。還有,強制僱主讓員工每天午休三小時。時下,還在熱騰騰地推動實驗「無條件基本收入」(UBI)制。諸如此類的福利措施和各式各樣的保障太多了,各國有所不同,不勝枚舉。

它們固然體現了一種「人權」,但即使加上排富條款,仍都沒有將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口上,並帶來許多副作用。

儘管一九八○年代以後,要求縮減福利開支的新自由主義也在歐洲不斷擴張,但相對於美國和新興市場,歐洲仍是左派均平主義論述以及社會主義實踐的聖土。一種視為基本人權、由全民共享的福利國家理想,在這裡依舊根深柢固。

然而,這些國家都忽略了一個重大原則,即沈恩所指陳的,在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裡,「社會保障,是對於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Sen 著,2001b: 12)它的主要對象,應該就只是針對窮人和弱勢者。

在這裡,社會保障既然被定位只是「補充」,怎麼可以將市場機制破壞殆盡、並擴張為社會的一個大主軸或由全民受惠樂享呢?隨著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衰退,以及人口紅利長期性的萎縮,其福利政策的龐大支出,已經愈來愈難以支撐。

筆者記得兩次在旅遊義大利時,導遊曾講了一個笑話,說假如有五個義大利工人,其中會有一個請假、一個罷工、一個在聊天、只有兩個在工作。這雖然是個帶有誇張性的笑話,但多少傳達了一些社會觀感。而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甚至法國,在此一方面其實也不遑多讓。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經常性的罷工,閒散、緩慢、沒效率,追求享受和長時間的休假。

直到二○一○年的歐債風暴才向全世界揭露出,原來這許多國家如此悠閒美好的人生,在愛琴海旁邊看夕陽、喝咖啡,在卡布里島度假、休閒,在巴黎品酒、美食,是以鉅額的外債、年輕人的高失業率,以及停滯的經濟競爭力為代價的。

長久以來,這些國家就一直深陷泥沼,沉痾難起。最嚴重的當然是希臘。根據官方於二○一五年八月公布的資料,即使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歐盟的大力紓困下,全國失業率仍高達百分之二十三‧五;而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失業率更是驚人,來到百分之五十‧三。至於極端貧窮人口,則從風暴前的百分之二點二飆升到百分之十五。另有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估計,二○一八年時,希臘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達到十六萬人。除了希臘,西班牙則勇奪后座,長期以來,全國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青年失業率同樣來到百分之五十。義大利的青年失業率將近百分之四十,但國債卻居歐盟之冠,達到GDP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法國的全國失業率在百分之十以上,至於青年失業率,則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間。

近來,隨著全球景氣復甦,這些國家的情況稍有好轉。但問題是,結構性的病灶並沒有被妥善治療。當景氣循環再度向下反轉時,恐怕還要再次受到摧殘。

歐洲青年失業率所具有的指標意義

在所有的相關數據中,青年失業率非常具有指標意義。它高度反映了企業對未來的信心、經濟榮枯的最新景況,以及勞動法規的社會效應。而在這些國家裡,青年失業率高到如此近乎恐怖的狀態,大概有三個原因:

其一,從根本上來說,是許多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或因歐洲經常性的罷工、勞動怠惰,以及嚇死人的福利負擔和高工資而導致外移。這一切當然帶來經濟衰退,產業和員額編制同時也不斷萎縮。結果是既無需要、也無能力增聘年輕人成為企業新血。

其二,既然如此,那淘汰掉老員工來換取年輕的新血,如何?很遺憾地,在強大工會的壓力以及職業保障法下,要解雇員工是困難重重。此外,最低工資法以及必須繳納的社會保險金,則促使了企業極端不願意聘雇新員工,因為聘雇的成本很高。而如果非聘雇不可,也總優先進用那些有經驗和較高生產效率的中壯年人。至於菜鳥年輕人,則通常是第一個被拒絕的求職者。

其三,優厚的社會福利,其實也降低了積極就業的勞動意願。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通常沒有家累、也無房貸壓力。所以工作慢慢找,不滿意也毋須遷就,反正日子可以過,人生還很長。對於這一切的惡果,固然不能都歸咎於過度擴張的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的過度保障。事實上,也並非所有這樣做的國家,都會淪落到如此地步。譬如德國、瑞士、荷蘭、奧地利,以及北歐國家,由於具有濃厚的新教工作倫理和儉樸禁慾的傳統,情況就好很多。

然而,即使會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筆者還是必須指出,如果將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保障,僅僅侷限於對窮人和弱勢者的必要救助,情況絕對會大幅改善。

在這一點上,羅爾斯也曾同樣指出,對於分配的正義,若追求以「最低限度社會保障」為目標,會來得比用「最低工資標準」之類的方法更有效。這真是一個具有突破性的見解。

社會主義的那一套,在歐洲的問題是過於強勢。許多專職工人的待遇其實不錯,但工會仍鍥而不捨地抗爭,要求持續性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大勞動保障。而國家在此一過程中,則通常為了選票,站在人數廣大的勞方這一邊。

奇怪的是,面臨這麼多困境,歐洲人醒悟的並不多。不僅繼續熱中於那一套全民樂享的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的高標保障,甚至,還將青年失業率歸咎於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不公,進而要求國家更多的救濟和保障。

反正一切都是資本家、肥貓、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錯!

羅爾斯的看法則與此背道而馳。他要求一切的社會保障必須回歸到最低標準。他非常經典地指出,正義原則是否得到滿足,

取決於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的總收入……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他們的長遠期望。(Rawls著,2003: 256)

這就是說,只要窮人和弱勢者獲得了最大而長遠的好處,所謂的正義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經得到了滿足。很遺憾,經濟上的左派大軍,老是要搞那一套全民樂享的社會保障,而且,非如此就好像不公不義,這其實是走過頭了。

●對窮人和弱勢者的照顧已變相擴張,扭曲為由全民共享的福利國家理想。

●社會保障只是對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

●與其追求「最低工資標準」,不如追求「最低限度社會保障」。

●只要窮人和弱勢者獲得最大而長遠的好處,正義原則就已經得到了滿足。

 



(立緒)財富大思考:四大課題九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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