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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技術、管理與社會(軟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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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技術、管理與社會(軟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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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管理與社會(軟精裝)


<內容簡介>

《技術、管理與社會》收錄了12篇杜拉克於不同時期、為了不同目的所寫的論文。旨在探討過去所謂的「物質文明」的某些層面,例如人的工具及其材料,人的機構與組織,以及工作與謀生的方式,是一本波瀾壯?、極富洞見的論文集。

本書的部分文章是關於技術及其歷史,部分是關於管理與管理者,部分則是關於特定的工具,例如電腦;但它們全都是關於工作的人,全都是關於人努力發揮自己的效能。12 篇文章中,有五篇探討的是技術、技術史、技術對人與文化的衝擊,而這幾篇文章涵蓋的時間,從七千年前「第一場技術革命」開始談起,然後一路下來,試圖評估技術在我們這個世紀的

地位。有四篇文章將管理者視為今日社會的推動者,並將管理視為核心的社會機能。其餘三篇文章,探討的是基本的做法與技巧。這幾篇文章關注的是組織之中的管理,而非做為社會功能的管理;不過這些文章也一再強調,對於人類、經濟與社會來說,管理的目的不是要有效能,而是要有生產力。


★本書特色:

杜拉克以一貫的務實和通俗的行文風格,深入地探討技術的本質、社會技術系統的特徵以及作為實踐學科的管理。杜拉克就像一個神奇的預言家和指路人,準確地描述了組織和管理學者走過的彎路以及不斷矯正的過程。透過本書,讀者可從各個視角遨遊在杜拉克的思想世界,與之對話。


★目錄:

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邵明路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導讀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洪世章 
前言
第1 章  資訊、溝通和理解
第2 章  管理學的新角色
第3 章  工作和工具
第4 章  20 世紀的技術趨勢
第5 章  公元1900 年的前技術文明
第6 章  過去與未來的管理者
第7 章  第一場技術革命教我們的事
第8 章  長期規劃
第9 章  企業目標與存活需求
第10 章 管理者與笨蛋
第11 章 技術革命
第12 章 管理終究會是一門科學嗎?


<作者簡介>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
彼得.杜拉克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 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 年移居美國,2002 年6 月20 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 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 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做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 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 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譯者:白裕承
1968 年生於台南,台大外文系畢業,曾任職於《自立早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明日報》、《壹週刊》、《蘋果日報》等媒體的國際新聞中心。譯作包括《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險峰歲月》、《尋找說故事的人》、《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合譯)、《馬勒傳》、《喬伊斯傳》等書。


★內文試閱:

‧推薦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教授

被讚譽為「大師中的大師」的彼得.杜拉克,離開人世(2005年11 月11 日)距今已有十五年了,然而至今,他的著作仍然陳列在書店顯著的位置上,他的觀點仍然經常為人陳述,這在管理領域內可說極為特殊。因為一般而言,有關管理的想法、方法,尤其技術,與時俱進,變化極大。只有像杜拉克這種大師所留給我們的智慧,已超越一般所瞭解的管理,才能讓世人恆久不忘。

此次博雅出版公司不惜投下大量人力與財力,將杜拉克五十多年來的重要著作重新以中文出版,主要出於公司主持者對於這一位跨世紀大師之尊崇,而非商業上的考慮,此一壯舉令人欽佩。個人也因此機緣,承編者之邀撰寫這一序文,冀望能幫助讀者對於我們共同敬仰的大師,有一連貫性和整體性的瞭解。

這對個人來說,這項工作實是一大挑戰。本來,企圖在一篇短文中將杜拉克所有的重要觀點和思想予以完整地陳述,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基於個人多年來對於杜拉克先生的崇敬和學習,只能勉力為之,多所乖誤之處,尚祈各界方正給予指正。

當然,要想真正領略和深入瞭解這位大師思想的堂奧,還是建議讀者自己好好地閱讀原著。

這是個人在這序文之前,想先表達的話。

一位與眾不同的大師

在人類歷史中,值得後人仰慕而懷念的偉人,實在太多了。但是像杜拉克這一位,卻有其特殊之處。首先,他並不是諾貝爾獎桂冠型的學者;這類學者一般多任教名校,並經由深入鑽研某一領域內的某種問題,提出驚人的研究發現或嚴謹的理論,並發表於頂級學術期刊,因而享有盛名。然而,杜拉克可以說完全不是這一類型的學者。據稱,當他最先提出有關日後被稱為屬於管理的著作時,出版者居然不知如何將其歸類,因而拒登;甚至他的大學同僚也警告他說,「如果繼續寫這方面的書,將會影響你今後在學術界發展的機會」。果然,不可思議的事終於發生了,他遭任教的學院以他「不算是學者」的理由,不再續聘──即使這一大學還不算是一間頂尖學府。依一般學術界的標準,他的確不算是一般所稱的「學者」。首先他所獲得博士學位,乃屬於國際公法學領域;他的早期著作遍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範圍,甚至包括兩部小說。他在大學中任教的課目,有歷史、哲學,甚至東方藝術。這種背景,可說都是當今學術殿堂的大忌。

以他這些遭遇,如果發生一般人身上,恐怕將會代表人生的重大挫折,然而對於杜拉克先生而言,這一切卻正代表他是一個走在時代前緣,甚至是領先當時的學界和社會的真正大師。

開啟管理世界的先驅者

杜拉克不同於一般的蛋頭學者,在於他憑藉著自己深刻的思維和獨特的眼光,開創了人類社會中一個重要的活動領域:管理。在這上面,譬如一位以《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驚艷企業界的作者,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所說的話為證,他說:「在杜拉克之前,並無真正管理學的存在。」甚至在他界定了「管理」這一領域多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有相當多的學界人士,不認為「管理」這種學科有資格被納入大學殿堂之內。這一切恐怕和管理這一領域的本質有關。基本上,管理不像一般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如物理學、化學或經濟學、社會學之類,有其具體的主體(domain)知識。相形之下,如杜拉克所強調,管理乃是一種實務,而管理學乃是一種方法或應用之學。從根源上說,管理這一實務之出現及其發展,乃為了追求人群活動或組織之「績效」(performance)。在此所謂「績效」: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如何組合與運用所需資源以獲得最大或最佳的成效。儘管什麼是成效,日後發展出來的,意義也有重大不

同,有關這一點留到文後再說。

「與時俱進」與「創新」的本質

有關管理的具體做法,不但取決於當時的客觀環境與條件,還必須與當事者之主觀願望交互作用而產生,其間並無一定的公式或定律可言。譬如,在20 世紀前幾十年間,當時績效的意義在於數量、成本和品質;所依靠的,主要是工程技術、機械系統以及標準化的做法。但是近二十年來,管理績效在於價值的創造,這時所依賴的創新和彈性,主要出於對於所謂人性的瞭解。自這觀點看來,有關管理理論的兩大陣營:「科學化」vs.「人性化」,並非出於方法或工具上的優劣,而是來自環境變遷、價值觀念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改變所帶來的結果。進入21 世紀,管理又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化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空前未有的「連接革命」。這時,企業(也包括非企業在內的)將走上網絡化和虛擬化的經營形態,使得傳統上的種種組織觀念,如個人職位分工、組織疆界,甚至產業分類等,都不再適用。這時,企業不但要整合虛實,更要結合供需,透過大數據和雲端管理之類的機制,由原先的「競爭主導」之策略優勢時代,進入「共生互利」的生態經濟時代。尤其影響深遠者,乃是如今所謂「績效」,已非以投資者之獲利為鵠的,而是以增進社會福祉和地球永續作為更大任務。管理的最終目的,不管是用在生產肥皂或是經營一家醫院,都是為了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common good)。因此管理應當建立在某種深層價值觀念之上,如正直、誠實和信任,而不是一種作業性和技術性的理性經濟活動而己。事實上,這種發展也恰好和杜拉克早年對於企業與管理之期望相吻合。

基本上,以上所描述有關管理之內涵及作用之變遷,乃是強調管理「與時俱進」以及經由「創新」以創造績效的本質;管理的價值和意義,必須緊扣時代趨勢,並能有助於使社會能夠「良

好運作」(well-functioning),這也是使他,如本文中所言,選擇管理為他的「最愛」的主要理由。

專心著述,終生不懈

話說杜拉克在1937 年為了逃避納粹德國而定居美國之後,即曾出版像《經濟人的終結》(1939)和《工業人的未來》(1942)兩本著作。但是真正導引他進入管理這一領域的,卻不能不提他於1946 年以通用汽車這家公司為範例所寫下了《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這一本書,這也是被公認為真正探討管理問題的第一本書。從此之後,他共計發表了超過40 本以上的著作和上千篇論文,幾乎都和管理有關。其中就以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刊登者,即達30 篇之多。更令人驚奇者,即使杜拉克已屆高齡,但是創造力依然不衰,就他晚年所發表的重要著作,擇要而言,就有《非營利組織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990)、《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1993)、《巨變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1995)、《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 1997),還有《下一個社會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2002)等等。據他自己說,當他年輕時,他每週上歌劇院一次。有一次,在他觀賞威爾第的作品時,內心大受感動。當他獲知,這乃是威爾第80 歲時所作時,他便下定決心:「一旦我活到高齡時,也一樣不放棄,而要再接再厲。」("If I ever reached an advanced age, I would not give up, but would keep on.")("My Life As a Knowledge Worker," INC, Feb. 1997)

對於管理學的獨特貢獻

杜拉克對於管理學的貢獻和特殊觀點,主要可以說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他所發展的管理觀念和理論,乃根植於管理現實上,而非純粹抽象的原則和原理。如同在1997 年《富比士》(Forbes)一篇有關他的文章題目所稱,他是「就事實論事實」("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March 10)。如前所述,他認為管理是一門實務——也就是追求成效的一種實務。這可自他1954 年的鉅著《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以及1964 年的《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兩書的書名中看出。在這上面,他對於管理的討論是整體性的,譬如企業對於社會的功能和貢獻,企業的經營使命,董事會的組織和功能,如何發展企業為一創新性組織,以及近日所提出有關企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等等這類課題。他並未忽略理論。不過,他認為理論必須來自實務;尤其,一旦人們將管理理論應用到實務上時,其對象都是某些特定的和獨特的個案,此時其成效如何,主要有賴管理者之經驗和洞察力,這也是屬於實務部分。因此有關管理究屬科學還是藝術的辯論,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

其次,他將管理的重心自資金、機器與原料轉移到人身上。他將員工視為是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a whole man)。他說:「每個企業都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具備不同的技能與知識,執行各種不同種類的工作。」管理的任務,就是「要讓一群人有效發揮其長處,儘量避開其短處,讓他們共同作出成績來」。在這方面,人乃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而非成本,他也認為,沒有任何決策比用人決策的影響更為深遠。他重視人性以及影響行為的文化因素。在他的管理學中,對於人的價值觀,成長及發展等課題的重視,是十分突出的。

第三,他將管理自一種謀取利潤的手段提升為決定現代社會生存與發展之最具關鍵性因素。他認為,在今後劇烈變動的環境中,管理乃是推動和引領各種機構不斷變革以適應環境潮流的一種力量。譬如早在他的1954 年《管理的實踐》一書中即曾指出,對於此後的美國能否繼續其經濟榮景並保持其世界上之領導地位;開發中國家能否擺脫貧窮,進入民主而開放的社會;甚至有關今後世界和平和人類前途等,都和這一社會能否培育出有能力而盡責的管理階層,存在有密切關係。在相當大程度內,由於他的這種大聲呼籲,才引起各國社會和政府對於管理的重視,也使得管理逐漸成為一門受人尊敬的學域。

第四,他對於世界未來發展的洞察力,是無與倫比的。譬如,他極早指出,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趨勢及其對社會與企業的影響;其次,他提出民營化主張早於英國佘契爾夫人;再者,他大

聲呼籲組織應重視創新和創業精神之培育與運用;尤其,他更在四十年前就提出「知識社會」與「知識工作者」的觀念及其重要意義。除了這些重大潮流或趨勢以外,杜拉克也是最早倡議目標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構想,以及建議發展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的學者。他這種前瞻眼光和洞察力,固然屬於他的個人特質,恐怕也和他所擁有的人文社會背景與人生歷練有關。在1997 年3 月10日《富比士》雜誌所刊出一篇有關他的文章中,即曾感佩地說:「儘管他目前已臻八七高齡,但是他的思想卻可能是當今美國人中最年輕的——也是最清晰的一個。」當非溢美之辭!

企業的目的與使命——創造不相同的明天

他認為,在劇變的時代中,今後的經營者和管理者的最主要責任,即在為機構創造不相同的明天。因此,企業要自此觀點以界說本身的目的與使命,並據此以衡量自己的績效。杜拉克反對

以利潤作為企業經營的目的。在這一點上,他並非謂企業不需要利潤;反之,他承認,利潤乃是一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問題在於,「獲利動機和其衍生出來的追求利潤最大化觀念,對於企業功能、企業目的,與管理所要做的工作,都是不相干的」。他認為,企業所要達成的「目的」或使命,一定要落在企業以外的社會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創造顧客」。他一再強調,企業所具有的生產性功能只有兩個:行銷和創新。行銷是為了發現和預期顧客的需要,而創新即謀求以更有效的方法、方式和途徑以求滿足這種需要。除此以外,企業所有之其他功能,都是成本。

具體言之,企業所要界定的目的和使命,即應自上述觀點回答三個基本問題:「我們目前的事業是什麼?」「我們的事業將變成什麼?」以及「我們未來的事業應該是什麼?」這些問題

的答案所代表的,就是一個企業要配合時代潮流,界定所要創造的顧客對象,以及如何再根據這種對象進一步評估本身潛力及其所需要之核心能力條件。杜拉克以經營使命取代利潤動機,作為驅動企業的力量和績效衡量的標準,這一點可以說是他和傳統經濟學者最大不同之

處。他認為,這種改變,一方面,可將企業努力目標和外界環境、巿場狀況、及內部核心能力相結合;另一方面,亦可給予工作者以較大的彈性和成就感。杜拉克之所以特別推崇某些非營利組織可作為企業學習的對象,主要即在於,這些非營利組織乃經由使命——而非利潤——所推動的。創新——一個貫穿杜拉克管理理念的主軸幾乎今天我們所探討的管理新觀念,都可以從杜拉克身上找到其來源;尤其是今天已被企業奉為圭臬的所謂「不創新,即滅亡」(innovate or die)這一說法,就是由他最早提出。而在此所要強調的,就是他對於「創新」這一觀念的啟迪和堅持。

貫穿杜拉克的整個管理理念的,應該就是「創新」。依他的定義,創新代表一種賦予人力與物質資源以新的和更大的財富創造能力。他曾經批評組織瘦身和組織再造工程,認為它們即使可能產生某種短期效果,但卻無法帶給一組織所需要的真正而持久的創新。他認為,創新誠然帶給一企業較大風險,但企業若因此而不敢冒這種風險以創造未來的話,其實卻是冒了另一種看不

見的更大風險。

整合杜拉克前此所說的創新,並非局限於科技方面的創新;他也不同意企業所從事的研發工作就是創新。他所認為的創新,代表一種能夠對外界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和影響的變革,因此也包括組織和社會兩方面的變革在內。再者,就一企業而言,這種變革必須與一企業所擔負的任務或使命有關;也就是說,它必須能為顧客與社會創造更新、更高的價值。

再者,杜拉克所強調的創新,也與前此學者,例如經濟學者熊彼得所說的不同。首先,他認為,創新是可以經由組織與管理推動的,此時所需要的,就是塑造一種「創新性組織」(innovative organization)。其次,這種創新的來源為知識,而非傳統的生產因素。由於這種知識及其運用乃屬於所謂的「知識工作者」,因此,如何提升這群知識工作者以及創新性組織的生產力,構成杜拉克晚年所關注的重點。

知識工作者和創新性組織的管理

重要的是,無論是要發展一個創新性組織,或是對於知識工作者的管理,都不能再沿用過去的觀念和做法,在原有基礎上持續改進;反之,企業必須要有計劃地放棄過去。譬如說,在一創新性組織內的知識工作者,不同於傳統的藍領和白領工作者,他們各擁有其「生產工具」——他們的專業能力。因此他們對於組織的依賴程度較低;他們一般不接受「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的指揮和命令,因為一旦他們處於這種指揮與命令狀態下時,他們將喪失其作為「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在這情況下,組織應將他們當作合夥人或志工來管理,只能經由吸引或說服;此時所依靠的,也正是前此所說的經營使命。若不此之圖,企圖以原有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以行創新,這種創新注定是要失敗的。

杜拉克對於台灣讀者的啟發和鼓勵

最後,在此特別要提出者,在於杜拉克先生和台灣的關係以及他對於我們的建言。他曾兩次親訪台灣,為企業界及社會大眾發表演說。特別的是,他還在2001 年出版的The Essential Drucker on Management(中譯本:《杜拉克精選:管理篇》,天下文化出版)中特別為台灣讀者寫了一篇序文。在這序文中,他描述台灣自1945 年脫離日本統治時的一個落後的農村社會說起,一直到2001 年時躍升為世界頂尖的高科技國家這一歷程。他指出,在這短短五十年內,台灣最大的成就,乃是「培育出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個個在不同領域內發揮所長的專業人員和經理人」。他認為,我們也要從這批人身上預卜台灣的未來。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杜拉克的思想做進一步的引申,我們將發現,僅僅擁有這麼一群人是不夠的,台灣——正如同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各國——必須進行他所謂的「第三次轉型」,此即我們企業的組織型態和管理,必須配合全球化和數位化的潮流,為這一群人——知識工作者——提供一個讓他們能有效發揮生產力的環境和機制。否則,徒有素質良好的知識工作者也將無能為力,這正如同徒有知識而沒有與任務結合的創新,也一樣無濟於事。

在這方面,讓我們借用杜拉克先生在他這篇序中特別寫給我們的鼓勵和期望,作為本文之結語,他說:我非常期盼台灣的經理人、專業人員與學生,能夠從這套《杜拉克精選》中汲取實用與重要的內容,好幫助你們應付艱難與嚴苛的挑戰。謹以台灣版的《杜拉克精選》獻給你們。

謝謝你,杜拉克先生!

‧導讀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洪世章教授

《技術、管理與社會》是一本波瀾壯濶、極富洞見的論文集,整本書保持杜拉克一貫的務實和通俗的行文風格,但這是否意味著簡單易懂呢?答案是並非如此。為了論述技術、管理、社會以及三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杜拉克從技術史與科學哲學的高度進行檢視,深入討論了技術的本質、社會技術系統的特徵和作為實踐學科的管理。杜拉克認為,技術絕非工具所能概括,也不僅僅是人的延伸,它是人類和社會自我進化的機制。這聽起來有點抽象,但對杜拉克而言,技術的本質不存在於技術自身,對技術任何本質的理解必須放在技術與人的關係,技術在人類自我認知和社會互動中的居間角色中去探究。社會技術系統則是社會制度與技術邏輯相互交織、互相作用的社會生態,企業受到其影響。而管理是行動和實踐,既反映也建構社會技術系統。

一本好書值得讀者從各個視角進行闡述。縱觀本書所體現的思維,若從制度視角進行解讀,我們會得出以下結論:技術是一種制度形式,是唯一沒有衰落並且持續蓬勃發展的制度。社會技術系統是包含技術邏輯在內的多元制度邏輯交織的結構,而管理具有強大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它體現又推動了社會技術系統的持續演化。必須承認,作為一名制度學者,我詮釋的方式也有自己的偏好,具有高度的選擇性,但我相信多元視角有利於杜拉克原創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我將按照以下方式安排這篇導讀。第一,我會按照制度學分析傳統,重新編排和組織這本著作的閱讀順序。具體來說,我建議整本書分為三個部分來看,第一部分包括第1、3 章,它們描述了行動(工作、溝通)與制度(工具、技術)之間的關係,這些內容構成了整體的分析框架。第4、5、7、11 章組成第二部分,主要涉及社會技術系統的特徵和演變。第2、6、8、9、10、12 章是第三部分,主要論述管理的實踐理性與學科規範。其次,以上述分類為基礎,我會帶領大家遨遊在杜拉克的思想世界,並用制度學語言與之對話。最後,我們會簡單地進行討論和總結,以呈現杜拉克思想與當下管理學研究的連結,幫助大家更好地把握該書的價值。

首先,第3 章和第1 章講述的是行動與制度的關係。工作和工具的關係是行動與技術邏輯的關係,從更深的本質上來看是行動與制度的關係。杜拉克指出,「工作」,是指人類賴以克服生物鐵律的活動,所以它是一種社會行動形式。而技術的本質特徵不是技術固有的屬性,技術居間調解的意向性、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和重塑、以及潛在的制度化效應必須也只能體現在它與人、與社會相互構成之中。杜拉克認為技術體現了人與社會自我進化的內涵,從組織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技術就是一種制度邏輯。杜拉克認為技術會影響行動的方式,而行動也會影響技術的發展,這些雙重建構思想與學者們後期所發展出的結構化和制度化理論極為相似。所以,工作和工具的分析框架體現了行動與制度的二元關係。工具和技術只能從行動(工作)中去考察,「物品、工具、流程和產品,並不是技術的真諦」。

若從制度理論的發展來看,第1 章的內容是對第3 章的深化。具體而言,本章主題是「資訊、溝通與理解」,杜拉克的觀點與最近幾年剛剛發展起來的溝通制度論之核心思想不謀而合,這著實讓人驚歎。溝通這一概念對制度理論最大的貢獻在於將結構與行動、制度與能動性的二元關係,創造性地轉化為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認知再平衡。杜拉克就像一個神奇的預言家和指路人,準確地描述了組織和管理學者走過的彎路以及不斷矯正的過程,其中一些觀點振聾發聵。比如,「資訊的爆炸式激增就是我們必須加強溝通的最迫切原因」,「溝通不是始於發話者,而必須始於溝通的接收者」,「溝通必須以共用的文化認知為前提,溝通是預期、是不同認知框架之間的共振」,「只有從我們之中的一員到另一員才是有效的溝通」等。直到最近,制度學者借助認知語言學的概念,才慢慢瞭解到溝通是發話者和接收者之間聯合的認知活動,並逐漸確立了接受者作為評價者的角色和地位。溝通制度論將「溝通」作為制度分析的核心,而這一思想杜拉克卻早有觸及。杜拉克前瞻性的指出,「組織中的溝通,並不是組織的一種手段,而是組織的一種模式」,這和溝通制度論的主張,即溝通在制度化和組織化過程中具有核心地位的看法,出奇的一致。

其次,第4、5、7、11 講述的是社會技術系統。第4 章主要講技術的制度變革過程,包括規則、行為模式、角色和身份的一系列轉換。作者從巨觀的技術史視角生動地講述了技術從19 世紀的「匠人模式」變革為「專門化、產業化和職業化模式」,比如產業研究實驗室、系統化研究,有意識地以科學為基礎等,而發明家和工藝匠人則成了工程師和專業人士。第5 章論述了1900年以來技術對社會和文化帶來的影響及轉變。杜拉克與制度學家的看法趨於一致,即技術雖然是人類實踐的產物,但是隨著在社會的推廣和運用,它卻成了一種結構化的力量。技術不僅創造了全球文明,而且重塑了基本的社會制度和人類的認知。另外,杜拉克認為關於技術所帶來的問題,「並非技術上的,而是人的問題」。

杜拉克在第7 章高度讚頌了灌溉文明對人類社會和政治創新的影響和貢獻。作者一方面強調技術邏輯對社會制度創新的影響,即「社區、社會、政府的機構必須徹底革新,以因應變化」,但也指出「技術出現變革時,同樣也需要社會和政治的創新配合」。所謂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是技術邏輯與社會過程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歷史沉澱過程。上述觀點表明,杜拉克已經意識到各種制度邏輯存在複雜的相互作用。不僅如此,他還敏銳地指出,制度現實對行動而言,「沒有什麼是照例必有的(inevitable)」。制度學者花費好久才理解清楚的能動性嵌入悖論、制度複雜性等概念,在杜拉克這裡卻顯得雲淡風輕。更讓制度學者汗顏的是,直到現在,他們才開始探索數位制度理論,其對於技術本質,技術與人的關係,以及技術在社會互動和制度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理解和認識水準,依然沒有達到杜拉克的高度。尤其讓我驚歎的是,杜拉克思想的歷史縱深感和概括性。杜拉克雄辯地指出,技術作為一種制度形式,其邏輯和潛在的制度效應古今相似,現代的機構和灌溉文明時代相比,「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

在第11 章中,作者敘述了技術與科學由互不相關到緊密結合的制度化過程,這一過程同時深刻地影響和塑造了人類社會的文明、文化以及其他制度形態。杜拉克從技術史研究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技術如何從領先和啟發科學,到隨著系統化技術的出現,「科學從原本的自然哲學,轉變為一種社會制度」,並聚焦在技術的應用上。作者在這章強調的重點是科學和技術「聯姻」的過程,以及「技科學」是唯一沒有衰落並強勁發展的制度形式。

最後,第2、6、8、9、10、12 章講述的是管理的實踐能力與學科規範。在第2 章,杜拉克從理性與自然、利益與責任、日常管理與企業創新、體力與知識、科學與文化、結構與行動等內在充滿張力的概念,論述了管理學昔日和當下的基本假設。在杜拉克看來,這些傳統的二元劃分必須打破,「必須將個體、社群和社會的價值觀、抱負和傳統轉化為生產力,以達到全體共同的生產目的。換句話說,若管理未能成功利用國家與人民獨特的文化遺產,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實現」。「管理學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人文學;既是可接受客觀檢驗與驗證的結果,同時也是一套基於信念和經驗的體系」。第6 章主要論述隨著組織結構的變化,管理者需要處理控制和自主問題,需要面對三個工作以及發展勝任這些工作的能力。在第8 章,杜拉克明確指出長期規劃不是什麼,決策的要素有哪些,並據此給出自己對長期規劃的定義。本章的論述極為精彩,值得細細品讀,尤其是關於風險、目標和決策過程的論述,雖然用純粹學術的標準看起來稍顯粗糙,但在思想和認識高度上,至今難以超越。

在第9 章,杜拉克從理性和進化視角論述了企業結構的要素和必要形式。他提出五種存活功能,認為這些要素都是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任何要素的存在和價值都需要依賴其他要素的配合,這是「工商企業的本質」。杜拉克強調目標和績效,但他也強調企業對環境的適應,這意味著在具體實踐中,目標過程和績效衡量具有複雜性,這體現了他一貫的、反對簡單二元劃分的融合思維。第10 章的重點並不是說明和預測電腦等資訊科技對工作效率的影響,而是對管理者行為方式而言,這到底意味著什麼。杜拉克認為電腦的確能夠幫助管理者去運算並增加資訊的可用性,但更為重要的是要看到,為了回應數位技術邏輯,「所有機構的組織架構」都需要改變,管理者的行為模式也需要調整,他需要重新定義作業流程的標準和原則,把更多時間花在「人的問題和環境的問題」。「工具愈是笨,使用工具的主人就得愈聰明,而電腦是我們擁有過的最笨的工具。」杜拉克的這種洞見和智慧,對於現在喧囂塵上的討論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在管理中的價值是一種忠告和警醒:技術從來不會進行有意義的決策,它不具有反思性,所以無法處理不確定和模糊性的情景,而這些東西在杜拉克看來恰恰是創新和管理的本質,也是人本之所在。

杜拉克在第12 章從科學哲學的高度,探討了管理學的基本問題、學科規範和理論框架。具體來說,大師認為管理是科學,也是人文,但更是博雅藝術(Liberal Art)。結論或許並不那麼讓人意外,但論證的過程堪稱精妙。首先,杜拉克指出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合理地界定其研究對象和範疇,其中最關鍵的是提出基本的假說或假設。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才能運用科學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展開研究,管理學亦不例外。從科學發展的邏輯來說,管理學是科學。其次,杜拉克鮮明地指出,管理學研究的企業和組織是一個由人組成的社會系統。管理學涉及的是人的活動,需要理解個人的價值觀和信念、他們的希望和痛苦,以及更為重要的、塑造這些認知的巨觀文化要素。是故,管理學也是一門關乎人文的學科。最後,基於上述兩點,杜拉克認為管理學其核心假設是「企業都是存活在經濟和社會中……也會影響與塑造經濟與社會……工商企業只能存活在一個及其複雜的經濟與社會生態中」,「工商企業是社會和經濟的產物」。杜拉克這一思想與制度學基本觀點頗有共鳴,即組織是經濟與社會制度的外在形式,組織既反映又建構既有的結構。杜拉克認為,管理學既需要重視經濟利益,也要強調思想觀念,並始終應該將創新、能動性和風險承受作為研究的焦點。管理學需要的是科學求真的探究精神,科學理性和科學方法並不是重點。有效的管理必然是在實踐中不斷地創造出利潤並完善人的發展,這需要充分吸收各個學科的真知灼見,包括人文的善和美。所以,管理學更加是一門博雅藝術。

總之,杜拉克的管理思想是從認識技術的本質出發,體現的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與創新。技術是一種制度形式,透過管理等社會行動,在影響社會制度系統的同時自身也被改變。技術邏輯既體現工具理性,也蘊含價值理性,既是實現人性的手段,也是人性的目的。杜拉克反對傳統的理性與自然、效率與人性、科學與人本之間簡單的二元劃分。他始終認為管理始於滿足某種需求或實現特定的預期,並脫離不開社會技術系統。管理的本質在於行而不在於知,在於成果和績效而不在於求真和規律。這部分體現了杜拉克的實用主義和實用理性,也頗契合現在學者推動的負責任或是入世學術的管理學研究。

最後,我們回到一個根本也是最常被問到的問題,管理是什麼?這也應是此次重新出版「杜拉克全集」的主要意念、宗旨所在。從本書中,我們可以認知到,身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杜拉克,將管理放在技術理性與社會實踐、企業行動與制度系統之間,來回擺盪並相互激盪。管理既是講究科學工具、技巧與方法的客觀現實,也是充滿個人創見、文化傳統與社會關懷的實用藝術。杜拉克的管理思路,套一句李清照的詞句,也是「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本文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講座教授

‧摘文

|第 4 章| 20 世紀的技術趨勢

在20 世紀,技術活動的結構、方法及規模都已經改變。技術在20 世紀蓬勃發展,在戰爭與承平時期均扮演要角,不僅是促成工作在量方面的激增,更重要的是它帶來的質變,在短短幾十年中,就讓全球人類的生活方式為之改觀。在20 世紀,技術工作在本質上的全面改變,出現在三個不同但密切相關的方面:(一)結構改變:技術工作的專業化、專門化及制度化;(二)方法改變:技術與科學的新關係;系統化研究的勃興;「創新」的嶄新概念;(三)「系統方法」

("systems approach",或譯為系統理論)。這三方面都是同一基本趨勢的不同層面。技術已成為組織化及系統化的專業學科,這是前所未有的。

技術工作的結構

在整個19 世紀,技術活動雖然相當成功,但就其結構而言,大致仍是一門手藝,和人類自古以來的情況幾乎沒有兩樣。在各個地方,人們個別使用技術,他們通常獨自作業且無需太多正式教育。到了20 世紀中葉,技術活動已變成完全專業化,通常都是受過大學專業訓練者方能為之。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專門化,且在專門機構中進行,例如研究實驗室,特別是產業界的研究實驗室,專門用來研究技術上的創新。

這些改變值得逐一略加探討。首先,19 世紀技術界的主要人物,大多未受過太多正規教育。當時典型的發明家,是14 歲或更早就展開學徒生涯的技工;而少數上過大學的人,通常也不是學科學或技術的,而是讀人文學科,受的是古典教育。惠特尼(Eli Whitney, 1765-1825)及摩斯(Samuel Morse, 1791-1872)這兩位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就是很好的例子。當然也有例外情況,像是普魯士的工程軍官維爾納.馮.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 1816-1892),他是電子業的奠基者之一;另外也有大學培養出來的現代化學產業的先驅者,如英國的珀金(William Perkin, 1838-1907)及德裔英籍的蒙德(Ludwig Mond, 1839-1909)。然而大體來說,從新知識而來的技術發明及產業發展,都是由技工和工匠所推動,他們沒受過多少科學教育,但卻是機械方面的天才。他們自認為是技工和發明家,而不是工程師或化學家,更不是什麼科學家。

19 世紀也是技術大學創立的時代。在各大理工學院中,只有成立於18 世紀末期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是在19 世紀之前創立;而當位於帕薩迪納的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於1901 年開始招生時,現今西方世界幾乎所有的主要理工學院都已經成立了。即便如此,在20 世紀初葉,技術創新進步的腳步,仍然是由一些未受專門技術或科學教育的自學技工所推動;不論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或是萊特兄弟(Wilbur, 1867-1912; Orville, 1871- 1948),都未曾上過大學。

受過大學理工技術教育的人,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開始獲得主導權,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此一轉變已經大致底定。1940 年以後的技術工作,主要是由受過專業教育、擁有大

學學位的人來執行。要從事技術工作,大學文憑幾乎是必備條件。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利用新技術來建立事業的人,多半是大學的物理、化學或工程學教授,把電腦加以商業化

的那些人大多也是如此。

因此,技術工作已成為一項專業。發明家成了工程師,工藝匠人成了專業人士。這只是部分反映出西方世界在過去150 年來整體教育水平的提升。若以社會上的相對教育程度來說,當今西方世界,大學訓練出身的工程師或化學家,其實和1800 年時工匠所受的教育程度差不多(當時社會上大多是文盲,這些工匠卻可以讀寫文字)。不只是技術人士,而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接受了更好的正式教育,變得更專業化。不過技術工作的專業化,代表了技術與日俱增的複雜度,以及科學與技術知識的大幅成長。這也證明了我們對技術的態度已經不同,技術工作的重要性已經被社會、政府、教育界及企業界廣泛接受,而且需要充分立足在科學知識上;更重要的是,技術工作不能只靠「天才」,而是要仰賴更多有才能的人來完成。

在20 世紀, 技術工作也變得愈來愈專門化。凱特靈(Charles Franklin Kettering, 1876-1958)是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的發明天才,領導其旗下的「通用汽車研究公司」長達30 年,他代表了19 世紀類型的發明家,其專長就在於發明新的東西,而不是在電子學、鹵素化學或甚至是汽車上。凱特靈在1911 年協力發明了電動式啟動裝置,讓門外漢(特別是女性)也能駕駛汽車。柴油引擎原本十分笨重、低效能又不方便使用,但在1930 年代晚期,他將之改造成較輕便、經濟、靈活的驅動裝置,並廣為大卡車及火車頭所採用;這為他漫長的職業生涯畫下美好句點。他在其他方面也有貢獻,包括開發出一種無毒性的冷凍劑,才有了家用冷卻裝置的發明,促進了家電產業的發展;他也開發出四乙基鉛,解決了使用高辛烷值燃料的內燃機「爆

燃」的困擾,高效能的汽車及飛機引擎才得以問世。

19 世紀的技術專家,就是像這樣以身為發明家為其特色。在電機領域,愛迪生和西門子都自視為「發明專家」,而有機化學之父、德國化學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也是如此。當時就連其他較不著名的人物,也一樣展現廣博的興趣與成就,在今日會被視為特立獨行,甚至不務正業。例如西屋(George Westinghouse, 1846-1914),他申請了許多重要專利,諸如高速的垂直蒸汽引擎,交流電的發電、變壓與傳輸,火車最早的自動剎車系統等。德國出生的柏林納(Emile Berliner, 1851-1929)對早期的電話與留聲機技術有很大貢獻,而他也是最早的直升機設計者之一。這類人士還不只這些。

像這樣的發明家,並沒有消失;一個世紀前的愛迪生、西門子和李比希,如今仍後繼有人。藍德(Edwin H. Land, 1909-)以發明拍立得(Polaroid)相機著名,他為了開發偏光濾鏡而從大學輟學,而他涉獵的研究從設計相機到飛彈,從光學、視覺理論到膠體化學,十分廣博。他在《美國名人錄》(Who's Who in America)中,刻意形容自己是「發明家」。雖然仍有這樣橫跨應用科學與技術的奇才,但和19 世紀不同的是,他們已不再占據技術活動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某個愈來愈專精的領域(如電子電路設計、熱能交換或是高密度聚合物化學),獨擅勝場的

專家學者。

隨著研究實驗室將研究工作制度化,這種專業化與專門化發揮了很大的效能。在20 世紀,研究實驗室(特別是產業界的研究實驗室)一躍成為技術進步的推手;推動新技術問世的,不再是個人,而是研究實驗室。技術工作愈來愈需要團隊合作,實驗室中一群專家集思廣義、群策群力,共同解決一個問題,共同提出一個技術成果。

在19 世紀,實驗室就只是在做一般技工所無法做的、需要高度技術知識的工作。而在產業界,實驗室的主要功能是測試產品及解決工廠工程問題,研究只是次要之事,甚至不做研究。同樣地,19 世紀的政府實驗室基本上只是在做各種測試,如今世界上所有的大型政府實驗室(例如美國華府的標準局),其設立初衷也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在19 世紀的學院或大學,實驗室主

要是做為教學之用,而不是為了研究。

如今的研究實驗室,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870 年後快速崛起的德國有機化學產業。當時此一產業將科學應用於工業生產,這是之前未曾聽聞的事。但就連這些德國化學實驗室,一開始主要做的也只是測試及改善製程,一直到公元1900 年後,才變成以研究為主要目的。轉捩點是在1899 年,拜耳(Adolf von Baeyer, 1835-1917)合成了阿斯匹靈,這是世上第一種純粹人工合成的藥物,而阿斯匹靈在短短幾年內風行全世界,化學產業界這才認識到單單致力於研究的技術工作的重要性。

愛迪生在紐澤西州門洛公園市(Menlo Park)的著名實驗室,是技術研發與創新發明史上最多產的研究重鎮,但就連它也不完全是現代的研究實驗室。門洛公園實驗室雖然和現代的研究實驗室一樣,完全是做為研究之用,但基本上它仍然是單一發明家的工作室,而不像今日的產業界或大學研究實驗室,強調團隊合作。愛迪生的許多助手,後來也成功躋身為發明家,例如史伯瑞格(Frank J. Sprague, 1857-1934),他開發了第一輛實用的電動輕軌車。然而這些人原本都只是偉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助手,要到他們離開門洛公園實驗室,不再受僱於愛迪生後,才成為獨當一面的技術人士。

進入20 世紀後,大西洋兩岸的歐美各國突然間出現了許多新型的研究實驗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化學產業迅速成立了一些卓越的研究實驗室,讓德國在染料、製藥等有機化學領域取得全球獨霸地位。德國也在1900 年後不久,建立了威廉皇帝學會(Kaiser Wilhelm Society),即現今的麥克斯普朗克學會(Max Planck Society),轄下有多個重要官方研究實驗室,

資深科學家及科學團隊可以在此專心投入研究工作,不必從事教學。而大約同一時期在美國,史丹梅茲(C. P. Steinmetz, 1865-1923)開始建造電機產業的第一座現代研究實驗室,也就是位在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著名的研發中心。史丹梅茲甚至比德國人更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在奇異研究實驗室所定下的許多規矩,到現在大致上仍被各大產業及政府的研究中心所奉行不輟。

現代研究實驗室的重點並不在於其規模。現今有許多大公司或政府的大型實驗室,但也有更多的小型研究實驗室,其中有些所聘僱的科學家及技術人士,並不比19 世紀的一些實驗室多;但是研究實驗室的規模大小與其研究成果並無一定關聯。今日的研究實驗室和昔日的不同之處,首先在於它們完全是以研究、發現及創新為導向;其次,研究實驗室把不同領域的學科專家匯聚一起,各自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識;最後一點是這些研究實驗室匯集了技術工作的嶄新研究方法(methodology),有系統地將科學應用於技術上。

研究實驗室的一大優點, 就是它可以同時又「專」又「博」;既允許個人獨自工作,又能讓團隊一起工作。不少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在產業實驗室中完成他們的研究工作,像是貝爾電話公司和奇異公司的實驗室。同樣地,1930 年代在杜邦公司(DuPont)的實驗室,卡羅瑟斯(W. H. Carothers, 1896-1937)獨力研究發明了尼龍(1937 年),這是今日塑膠工業最早的基石之一。研究實驗室讓個人得以利用許多技能與設施,大大增強了他的工作能力。在此同時,實驗室也可以為了特定任務而組成團隊,群策群力、博訪周諮,結合許多專家的技能與知識,這比任何有才華的個人窮其一生所能學到的都要強得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研究實驗室仍然相當罕見,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它已成為若干產業的標竿,主要是化學業、製藥業、電機與電子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研究對於產業界的重要性,已不下於生產工廠,就像國防少不了步兵,或是醫院少不了護理師一樣。

技術工作的方法

技術工作結構的改變,和工作方法及基本途徑的改變是齊頭並進的。技術已經是以科學為基礎,其方法現在是「系統化研究」。過去是「發明」,現在則是「創新」。

縱觀歷史,科學和技術的關係相當複雜,目前仍未做完整的探討,也尚未有真正的理解。但可以確定的是,直到19 世紀末,科學家很少關注科學新知識的實際應用,更不在意實際應用知識所需的技術工作。同樣地,技術人士鮮少與科學家做直接或頻繁互動,也不認為科學家的發現對其技術工作很重要,這種情況一直到最近才改觀。當然科學需要其自身的技術,而且是很先進的技術,因為科學的進步一直都有賴於科學儀器的發展。但一般而言,過去的科學儀器製造者所獲得的技術進步,並不會擴展到其他領域,也不會為消費者催生新的產品,或是給工匠和產業帶來新的製程。在科學領域外取得重要地位的第一位儀器製造者是瓦特(James Watt),也就是蒸汽機的發明者。

直到將近75 年後,也就是1850 年左右,科學家們才開始對於技術的發展,以及將他們的科學發現做實際應用感興趣。第一位在技術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科學家是德國化學家李比希,他在19 世紀中葉率先開發出合成肥料,以及一種萃取牛肉精的方法(至今歐洲各地仍在販售李比希品牌的牛肉精),而在1880年冷藏技術普及前,這都是唯一可以儲存並運送動物性蛋白質的方法。英國的珀金爵士,在1856 年無意間分離出第一種苯胺染料,隨即以其發現建立了化工事業。自此以後,有機化學產業的技術研究,大多是以科學為基礎。

大約在1850 年左右,科學開始影響另一項新技術,也就是電機工程。在電學領域做出科學知識貢獻的多位19 世紀物理學巨擘,本身並未從事將知識應用於產品或製程的工作,但電學領域的主要技術人士,都密切關注著這些科學家的研究。西門子和愛迪生,對於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及約瑟夫.亨利(Joseph Henry, 1797-1878)等物理學家的工作都瞭若指掌。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在電話方面的發明,得力於漢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在聲音重現方面的研究。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開發出來的無線電,要歸功於赫茲(Heinrich Hertz, 1857-1894)以實驗證實了馬克士威(Maxwell)的電磁波傳導理論;以上只舉犖犖大者。所以從一開始,電機技術就和電學的物理科學息息相關。

我們今日認為科學研究和其技術應用的關聯性是理所當然,但是大體上來說,這是在進入20 世紀才開始的事。如同前文所述,汽車和飛機等典型的現代機械裝置,在打造的初期從純粹理論科學研究中獲益甚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才帶來了改變――所有的交戰國都為了戰事而徵召動員科學家,產業界這時才發現科學的無窮力量:可以觸發各種技術點子,並指引技術解決之道。在此同時,科學家也發現了解決技術問題的挑戰性。

如今的技術工作,大多是有意識地以科研成果為基礎。的確,有許多產業界的研究實驗室,也從事「純粹」的研究,即完全是關於新的理論知識,而非應用知識的研究。即使有實驗室不以追求新知識本身為目的,但它們在展開新的技術計畫前,大多也會先做一番科學知識方面的研究。在此同時,任何研究自然界屬性的科學探究結果(不論是物理、化學、生物學、地理等學科),很快就會被數以千計的「應用科學家」及技術人士拿來分析,看看是否有技術應用的可能性。

所以,技術並不是像一般人常說的那樣,是「把科學應用於產品及製程」。這充其量也只是一種過度簡化的說法。在有機聚合物化學、製藥、原子能、太空探索和電腦等領域,「科學探索」和「技術」之間的界線很模糊,發現新的基本知識的科學家,也就是開發出特定製程與產品的技術人士。但在其他領域,高生產力的活動仍然是以純粹技術性的問題為主,和科學之間的關聯性很小。在設計機械裝置如工具機、紡織機、印刷機時,科學方面的發現通常並不扮演重要角色,其研究實驗室一般也找不到科學家。更重要的一個事實是,科學經常只是提供技術努力的起點,即使是最直接相關的科學也一樣。在科學界做出貢獻之後,才會有針對新產品及新製程所做的許多努力。技術人士在「技術知識」("know-how")方面的貢獻,所花的時間與心力通常都遠多於科學家在「事實知識」("knowwhat")方面的貢獻;不過今日的科學雖然不能取代技術,卻是技術的根基與起點。

我們如今知道,我們的技術是以科學為根基,但很少人(除了技術人士自己)意識到,在20 世紀,技術本身可說已成為一門科學,成為科學研究(research),有其特定方法的獨立學科。

19 世紀的技術是「發明」,不是經由管理、組織或系統化而來。如同美國的專利法(現在已有200 年歷史)所定義的,它是「靈光乍現」而來。當然要把這「靈光」化作實際上行得通、用得著的東西,通常都需要辛勤工作,有時甚至得花上數十年。但沒有人知道這項工作要如何做,如何加以組織,從中可望得到什麼。一大轉折點大概就是愛迪生在1879 年發明電燈泡的努力。他的傳記作者約瑟森(Matthew Josephson)指出,愛迪生一開始並不打算做有組織的研究,但因為他無法「靈光乍現」開發出一種可用的電燈泡,他只好一步一步來,形同被迫按部就班,一一思考解決之道的種種要求,詳列出必須採取的每一步驟,然後做有系統的試驗,總共測試了一千六百多種不同的材料,才找到他想要開發的電燈泡可用燈絲。事實上,愛迪生必須要同時突破三大技術門檻,才能開發出家用的電力照明。他需要穩定的供電來源,可以不間斷提供一定伏特數的電力;他需要把一個小玻璃容器抽成真空;他還需要一種可以發亮但又不會很快燒壞的燈絲。愛迪生原本以為自己花幾個星期時間就可以搞定這一切,結果用了一整年,還有一大群訓練有素的助手協助,也就是需要一整個研究團隊。

在愛迪生的實驗之後,研究方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如今通常不需要測試一千六百種不同的材料,而可以用概念分析與數學分析來大幅縮小可能的選擇(不過這樣做不一定都行得通,例如當前的癌症研究,為了可能的療效而測試了逾六萬種化學物質)。而改進最大的,大概就是研究團隊的管理。在1879 年時,沒有這種團隊合作的先例,愛迪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研究管理。話雖如此,他對於研究規範的基本要素是了然於胸的:(一)界定出需求:對愛迪生來說,就是找到一種把電力轉化為照明的可靠而經濟的系統;(二)明確的目標:在透明的容器中,讓一種物質因電阻而加熱到白熾發光;(三)定出所需的主要步驟以及所要做的主要工作:以他的例子來說,要有電力來源、容器及燈絲;(四)依計畫工作所得成果的不斷回饋:例如愛迪生發現,他的燈絲需要的是真空而非充滿惰性氣體的環境,這馬上就改變了他對容器研究的方向;最後是(五)將各工作組織起來,每個主要環節都交付給一個特定工作小組執行。

時至今日,這些步驟都是技術工作的基本方法和系統。正因為如此,1879 年10 月21 日這一天,當愛迪生首度開發出不會在短時間內燒壞的電燈泡,那不僅是電力照明誕生的一天,也是現代技術研究誕生的一天。愛迪生自己是否知道他所成就的事,我們並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發現的是一種可以普遍為人應用的技術與科學探究的方法。之後過了20 年,愛迪生的方法才廣泛被德國實驗室中的化學家和細菌學家,以及美國奇異公司的實驗室所仿效。自此以後,西方世界都致力將技術工作視為一種系統化探究的學科來發展。

技術研究和發明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研究方法,它還指向一種不同的途徑,也就是「創新」,即透過技術手段,有目的、有意識地試圖改變人們生活的方式及其環境,像是經濟、社會、社群等。有時候創新是先界定一種需求或一個機會,之後才安排技術方面的努力,尋求方法滿足這種需求或掌握這個機會。舉例來說,為了登上月球,需要許多種新技術,而在界定此一需求後,就可以有系統地組織安排技術工作,以達成這種新技術。另外創新也可能來自科學新知識,分析新知識可能帶來的商機。例如尼龍等塑膠纖維在1930 年代問世,就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化學界的進步(大部分是在德國),使得我們對於化學聚合物(即長鏈的有機分子)有了新理解,加上系統地研究其潛在商機而來。

創新並不是20 世紀才有的產物,例如西門子和愛迪生既是發明家,又是創新家。這兩人都看到了創造全新產業的大好商機,西門子看到了輕軌電動車,愛迪生看到了電力照明。兩人都分析了其所需的新技術,並努力研究來創造新技術。但一直要到20 世紀,創新才成為技術努力的重點,而這主要歸功於研究實驗室及其研究取向。

創新就是以技術為手段,在經濟、社會、教育、軍事等方面帶來改變,而這大幅增加了技術的影響力。它就像是破城槌一樣,就連最難以撼動的傳統做法和風俗習慣也難以抵擋其威力。因此,即使在低度開發國家中,現代技術也會衝擊其傳統社會和文化。不過創新也意味著,技術工作不僅是為了技術理由而做,也是為了達成非技術性的經濟、社會或軍事目的。

衡量科學發現的重要性,就看它是否增加了我們對自然現象的理解。不過對於新發明的測試標準是在技術方面,看它是否賦予我們新的能力來從事特定工作。至於創新的測試標準,是看它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因此有些創新雖然沒有許多技術新發明的成分,卻帶來很大改變。

一個極佳例子是20 世紀第一個重大創新:大量生產,這是亨利.福特在1905 年至1910 年間為了生產T 型車而首創。誠如許多人已經指出的,福特其實並未做出什麼重大技術發明,這一點並沒有錯。他在1905 年至1910 年間設計建造的大量生產廠房,並沒有任何新的成分:可互換的零組件是一個世紀前由惠特尼提出,其後廣為人知;輸送帶及其他運送材料的方式,已經為人使用超過30 年,特別是在芝加哥的肉品包裝廠。在福特之前幾年,杜爾林(Otto Doering)為席爾斯百貨(Sears, Roebuck)在芝加哥建造了首座大型的郵購商品廠房,福特在底特律高地公園為了生產T 型車而使用的所有技術裝置,杜爾林都已率先使用了。福特本身是很有才華的發明家,為許多技術問題找到簡單聰明的解決辦法,像是開發新的合金鋼材,或是改良工廠中使用的各種工具機。但他的貢獻是在於這一大創新:如何用最低廉的成本生產出最大量的、品質可靠的產品,這個經濟問題他以技術方式加以解決。這項創新對於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勝於過去許多技術方面的重大發明。

系統方法

大量生產也標誌著20 世紀在技術方面的一個新層面:系統方法。大量生產並不是一件東西,也不是許多東西的集合體,而是一個理念,是對於生產流程的一種統合觀點。當然這需要大量的「東西」,例如機器和工具等,但大量生產並不是從它們而來,而是先有了系統的遠見,這些東西才隨之而來。現今的太空計畫就是另一個這種系統,它的概念基礎是真正的創新。和大量生產不同的是,太空計畫需要極其大量的新發明和科學新發現。然而其基本的科學概念其實一點也不新,大致說來就是牛頓的物理學。太空計畫的新意在於,以有系統、有組織的方法,將人送進太空。

自動化也是一個系統概念,比較接近福特的大量生產,而非太空計畫。在自動化這個用語出現前,早就有了如假包換的自動化案例。過去40 年來所興建的每一座煉油廠,基本上都是自動化的。但一直要到有人把整個生產流程視為一個持續不斷、在控制之下的原料流動,我們才有了自動化。這導致了大量的新技術活動,開發電腦、機器的程序控管、輸送原料的裝置等等。事實上,要將眾多工業流程加以自動化的基本技術,早就存在了,唯一欠缺的是系統方法,將之轉化為自動化的創新。

系統方法是把過去沒有關聯的許多活動與程序,視為是一個更大的、統合的整體的各部分,它本身並非技術,而是看待世界及看待我們自己的一種方式,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

Gestalt 是德文的「組合」或「結構」之意,又譯為「格式塔」)對此有不少貢獻。完形心理學指出,我們在看一幅畫時,看到的不是線條或點,而是一個完整的布局形狀;我們聽一段曲調時,不是聽到個別的音符,而是曲調本身,也就是組合的形式。20世紀的技術潮流,例如技術和科學的結合、研究的系統化發展、勇於創新,也催生了系統方法。系統方法其實也反映出我們高超的新技術能力;更早之前的世代,也許已看到系統的好處,但當時的人欠缺將之付諸實現的技術手段。

系統方法也使得技術的力量大大強化。如今的技術人士可以用「材料」這種一般概念(generic concept,或稱為上位概念)來談論基本建設物資,而非談論單項的鋼鐵、玻璃、紙、混凝土等技術歷史悠久的建材。因此,我們如今忙著設計各種大自然所沒有的材料,例如合成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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